绿家园经验谈：凝聚媒体力量，推动组织合作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公益领域，它将记者的职业诉求和公益价值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受到媒体从业者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响应，而公益的声音也得以有效放大。
*绿家园组织的生态游更具大众性和参与性。每一个节假日，让公众感受大自然带给人们的愉悦，在享受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
2002年7月14日上午8点30分，一头名叫“淇淇”的白暨豚停止了呼吸，它是当时世界上惟一人工饲养的白暨豚。“淇淇”的离去让王翰臣和妞妞痛心不已，这两位绿家园小志愿者从三岁就认识它了，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已和“淇淇”成了好朋友。这是绿家园促进公众关注环保的一个缩影。
从1997年到2002年，绿家园志愿者一直保持对淇淇的关注。此后，他们对濒危物种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持续下来，并从关注动物延伸到考察它们的生存环境，特别是中国所有正在流淌着的大江大河。
经过不懈努力，绿家园志愿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们在凝聚媒体力量、推动公众参与和促进组织间合作等方面的累积了宝贵经验，为公益组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199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其宗旨是“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最初的成员主要是记者和环境科学工作者。
十多年来，“绿家园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更多的媒体从业人员、环保工作者、政府官员、公司职员、大中小学师生、退休老人加入了保卫绿色家园的队伍。截至目前，已有五万余人参与过绿家园组织的活动，通过报道影响的读者更不计其数。
从最开始普及环境教育到后来呼吁公众参与，“绿家园志愿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经过12年的发展，她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本土环保组织，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2007年，“绿家园志愿者”正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绿色记者：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据介绍，绿家园志愿者于2000年夏天启动了“绿色记者沙龙”项目，2002年与中国青年报和绿岛联合，每月举行一次。其初衷是增加记者的环境知识，使其在报道相关问题时更加准确和深刻。后来，沙龙发展成为记者们学习环境知识、交流环境信息、探讨环境问题的平台，聚集和培养了大批热爱环境、关注环境的记者，他们成为中国环境报道的中坚力量。
从2005年1月份开始，绿家园志愿者每天把全国各大媒体上发布的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聚集起来，以《每日江河信息》的形式集中发布。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多人成为《每日江河信息》的固定读者，并有国内外相关网站交换链接。
自2006年起，绿家园志愿者和三联书店签约，每年出版一本《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每年选取12个当年环境领域的热门话题，组织记者进行深入调查、采访，就每一个主题写出一篇记者视角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已成为环境关注者、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鲜活资料。
综观绿家园志愿者的发展之路，我们发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公益领域，它将记者的职业诉求和公益价值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受到媒体从业者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响应，而公益的声音也得以有效放大。
公众参与：在体验中普及环保知识
2006年，绿家园志愿者正式启动了“江河十年行”项目，计划用十年的时间观察、记录中国西部河流的变化，以及沿江居民与江河之间命运关联。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媒体呼吁，公众对江河的保护、开发、利用要有知情权利和参与行为。江河十年行关注的河流包括都江堰、大渡河上的木格措、雅砻江、二滩、澜沧江、金沙江和怒江。日前，对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关注成为汪永晨和绿家园志愿者的工作重点之一。
2007年3月，绿家园志愿者和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民间环保组织一起发起了城市乐水行项目，每周六引导公众沿着北京的河流进行徒步考察，测水质，认识岸边的动植物，了解自己生存的环境，并进而改善自己的环境表现。
事实表明，这些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活动协调人窦丽丽介绍，“乐水行很受欢迎，每周都会有三五十人报名参加，有一部分已经发展为固定成员。在考察过程中，有专家进行讲解，参与者还可以现场提出问题和自己的看法，两者充分互动。”
与上述两个较为专业的活动相比，绿家园组织的生态游更具大众性和参与性。每一个节假日，他们都会组织一次生态游活动，选择那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让公众感受大自然带给人们的愉悦，在享受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
广泛合作：公益组织“团结就是力量”
绿家园和中国本土NGO以及国际环保组织之间都有很多合作。从2005年开始，绿家园和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多家民间组织一起发起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汪永晨为了宣传推广26度理念，在多家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夏季把空调设置在26度以上对于节能、环保以及人体健康等方面的好处。在众多民间环保人士以及媒体的共同努力下，2007年，26度最终成为一项国家标准。
2007年，绿家园和多家民间组织一起倡导了“每周少开一天车”、“无车日”等活动，在建设绿色奥运的大背景下，活动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2007年，绿家园和北京地球村、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民间组织一起发起了“绿色选择”活动，引导公众在消费过程中注意保护环境，包括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关注生产企业的环境表现等，收效显著。
2007年，绿家园和自然之友、香港乐施会、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启动了《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策略》项目，2008年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也已经启动。
绿家园的很多活动得到了中国环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大力支持，江河十年行、中国环境记者调查等项目都得到了他们的资助。2008年，城市乐水行项目得到了美国河流保护组织（Waterkeeper Alliance）的资助。
绿家园发起和参与的公益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显示了环保NGO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的巨大潜力。
绿家园网址：http://www.greensos.cn/home/
相关链接
绿色记者沙龙网：www.greensos.cn
绿家园网站： www.chinagev.org/www.greensos.cn/home
情系怒江网： www.nujiang.ngo.cn
营销管理是公益组织不可忽视的主题
即使在国内注册NGO组织相对困难，但以各种形式存活的公益组织却为数众多。它们在善款、物资的“争夺”上异常激烈。但任何救苦救难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左右善款、物资的流向。“要说服大众或者政府将物资交给你，支持你的项目，支持你的组织，其实与销售商品是一样的，捐赠者的心理和消费者的心理也是类似的。没有影响力，得不到更多人的信任，做募集就很难。所以运营公益组织也要适当的重视营销、重视传播和推广以获得足够的竞争力。”
在希望旅程的办公室里，创始人塔林夫（别名，蒙古语，译为“草原之子”）快速的点击着鼠标，向我们完整的展示了组织创立五年来的所有影像、图片资料以及所获得的荣誉。他懂得，自我营销对一个公益组织有多重要。塔林夫说：“要想为你的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你得去筹措尽可能多的资源，而前提是你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
希望旅程于2003年由塔林夫倡议建立，依托车友志愿者，立足环保和助学两大块，倡导在自驾游时与爱同行，广施爱心。在过去的五年中，希望旅程从几个车友发展到全国十万多个以车友为主的志愿者群体，累计参与活动的人数达50000人次，参与车辆近30000辆次。在内蒙古和河北分别建立治沙志愿者基地两个，志愿者生态林一个。2003年至今，先后发起了“播种爱心，点燃希望”、“百万捷达百万情――百万捷达车主捐书助学”、“西部贫困学校图书援助计划”等主题活动。为甘肃、四川等省市30多所贫困学校资助了十万多册图书；为河北、内蒙古数十所学校募集援助了大量生活用品、文体用品、学习用品，且直接为河北300百多名贫困学生提供了学杂费资助，可谓成绩显著。
自我营销打赢物资“争夺战”
“在公交车移动电视里播放希望旅程公益短片的那段时间内，我们的志愿者人数和所募集到的物资都获得了稳定的增长。这个事例涉及到公益组织的自我营销和品牌建设，在国内筹款募集市场多少还带着一些垄断色彩的时候，自我营销显得尤为重要。“
即使在国内注册NGO组织相对困难，但以各种形式存活的公益组织却为数众多。它们在善款、物资的“争夺”上异常激烈。但任何救苦救难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左右善款、物资的流向。“要说服大众或者政府将物资交给你，支持你的项目，支持你的组织，其实与销售商品是一样的，捐赠者的心理和消费者的心理也是类似的。没有影响力，得不到更多人的信任，做募集就很难。所以运营公益组织也要适当的重视营销、重视传播和推广以获得足够的竞争力。”
塔林夫是一个豪爽的人，对于希望旅程的种种运作经验都倾囊相授。他觉得，不要闷头做公益，因为大家都没有私心在里面，彼此之间不应该有罅隙。“我们拥有自己的合作媒体，《公益时报》《中国政协报》《车友报》、旅游卫视等媒体有我们专门的版面和栏目，我们的公益短片也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目前我们也正在做一个自己的频道。这些都为我们的每个活动提供了广泛传播的基础，极大的提高了组织的影响力。”
所以当北京市接受救灾捐赠事务管理中心以各种形式支持希望旅程、北京电视台携手希望旅程举办为地震灾区募集物资的‘心心点灯’活动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益营销俘获企业“慈善心”
新世纪以来，媒体数量开始暴涨，但这种近乎几何级的增长却并没有为企业带来福音。近八年来，媒体广告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广告的有效性却在持续走低，企业品牌的塑造前所未来的困难。
此时，强生、微软、可口可乐以及中国的某些企业开始将目光瞄向了公益和慈善活动。而实践也证明，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关系活动，公益营销使得商业和公益事业结合而产生三方获益的效果：公益组织获得经济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品牌影响力、公众获得产品且支持了慈善事业的双重奖励。
在希望旅程的网站上公益营销已经在醒目的位置上被标注出来。塔林夫说：“我们目前很重视这块。我们会结合组织的特点和企业的需求来设计一些活动。比如百万捷达百万情，或者是有些企业想在某个地方建立4S店，我们就会将活动选择在那个地点进行。企业赞助了我们的公益行为，我们也会尽量去回报企业，比如依靠我们的媒体进行传播，制作宣传材料，设计一些利于企业展示的环节等等。”
在塔林夫播放的一段视频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公益营销的巧妙：记者采访塔林夫，而塔林夫则有意将画面的背景选作赞助此次活动的酒店。
“有人怀疑这样的方式，觉得公益组织被企业所利用，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很多事情一旦进入动机分析或推测，便会陷入无休止的纠缠。会不会被企业利用，我想在项目开启之前已经有所理论了，公益组织不会做钱的奴隶，但不会放弃一定程度的商业运作，因为营销本身就是公益组织必有的主题。这点不难理解，不妨将公益项目、公益理念当作商品，而支持者便是消费者。”塔林夫说。
希望旅程网址：http://www.chinahope.org.cn/
郭斌：打工子弟学校将朝着专业化、公益化的方向发展
几年的行动研究使我们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获得了一些启发，我们觉得这些启发应该得到推广，所以我们与南都基金会合作，准备建一座农民工子弟学校，用我们所总结的理念和专业化的方法来办学，如果效果能够尽如人意的话，那这样的普适性成果一定值得推广。目前这个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一切都在筹办当中。我觉得，打工子弟学校未来一定会由个人办学朝着专业化、公益化的方向发展。专业能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公办学校一样的教学水平，而公益则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持续关注。
访谈手记：这是唯一一次大汗淋漓的采访，在没有空调的炎热空间。郭斌老师用他的真诚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的成长经历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规划，其中所闪烁的理性光芒让我们深切的感到：做公益不仅要有一腔热忱，更需要理性和智慧。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 “民工潮”开始，中国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数，已经从最初的200万增加到如今的1.5亿；期间经历了从早期谨慎的试探，到被政府认可、容忍，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而后“家庭式”的流动成为趋势，尤其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青少年今天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左右。在教育得到日益重视，而教育体制则还处于与户籍紧紧挂钩的属地化管理阶段，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较所呈现出的滞后性使得如何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人和组织，包括政府开始试图探索一条合适的解决之道。其中有鼓励公办学校吸纳，但且不说吸纳有限，单是借读费、赞助费已经让那些仅够温饱的农民工家庭不堪重负，很多农民工子女依然处于失学的状态。此时，打工子弟学校应需而生，其低廉的学费客观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强烈需求。对这样一种新事物，政府从否定、驱赶到容忍，直到现在的规范、引导，但存在的问题依旧很多。
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的郭斌老师告诉我们，北京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大概有不到300所，但能够得到政府承认的仅有差不多60所，其余的大多都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着，它们师资水平不齐，经费困难，或是被迫不断迁徙，或是由于不规范，整日担心被政府取缔。但“无论这些办学者处于哪一种目的，他们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所作出的努力都值得我们肯定”，郭斌说。
诚如郭斌所言，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力量一直为外界所担忧，甚至有人称，打工子弟学校只是满足了受教育的美好愿望，薄弱的师资根本无法使这些孩子得到充分的成长。而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所要弥补的正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这个弱点。它用先进的教育理念、信息资源优势培训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志愿者、学生，并适时对这些实践进行归纳、总结，普及给更多的关注者，试图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合力，来共同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几年的行动研究使得我们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获得了一些启发，我们觉得这些启发应该得到推广，所以我们与南都基金会合作，准备建一座农民工子弟学校，用我们所总结的理念和专业化的方法来办学，如果效果能够尽如人意的话，那这样的普适性成果一定值得推广。目前这个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一切都在筹办当中。我觉得，打工子弟学校未来一定会由个人办学朝着专业化、公益化的方向发展。专业能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公办学校一样的教学水平，而公益则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持续关注”郭斌说。
所以这个暑期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三个正在实施的规划，正好可以看作是办学前的准备，而不仅仅是一次经验的总结。
郭斌介绍，这个暑期真爱要做一本《农民工子女教育白皮书》，从专业的角度重点对以往的研究做一个梳理，使其通俗易懂，以利于普通老百姓认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脉络、面对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找到自己关注的角度，参与进来。因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而在方式方法上，正在制作的《志愿者培训手册》无疑是一个充足的准备。对于公益办学来说，志愿者的力量不容忽视。很多志愿者愿意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往往有热情但缺乏经验，缺少技巧，光有好心并不见得能把事情办好。所以真爱这个暑期组织了一些专业的老师、资深的志愿者、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来一起做培训手册，让志愿者了解到去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会看到什么东西、出现什么问题，怎样和孩子们沟通、建立信任，怎么样组织活动，怎么样和老师合作，还有做家访等等一些具有指导性的建议。
尽管郭斌一再说宣传不是自己的强项，但他承认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影响和意义都比较深远，所以目前请了一些实习生，找了专业的志愿者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会立即开始实施一些网络推广计划。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如果这个国家有80%的人得不到教育，那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希望。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共同关注农民工子女这个庞大的群体，给他们希望。”郭斌如是说。
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网址：http://www.truelove-edu.ngo.cn/
孙恒：用歌声为打工者呐喊
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身处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不再一味地接受精英文化的灌输，当他们喊出自己的苦与累、伤与悲，当他们团结起来展现无比坚韧的精神力量，整个社会都将为之震动：文化的传递将不再自上而下，而变成双向的互动。打工艺术团发展壮大的本身便是对社会偏见最强有力的反驳、对精英主义的挑战以及对打工者自身权益的保护。
有这样一个人，农民出身，上了大学，当了老师，却辞职去当流浪艺人；卖艺填饱不了肚子，他就去打工；偶然间他发现自己的歌声原来可以为身边的工友带来如此多的欢笑，于是下定决心不再孤军奋战，就这样，一个由农民工自发组成的文艺团体破茧而出。作为团长的他，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主流媒体的追踪、大专院校的欢迎，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带着他的团队，还有一把陪伴多年的吉他，走遍四方，为打工者歌唱，为他们呐喊，为他们争取权利和尊重。他叫孙恒，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农民工，而伴随他转战四方的团体就是如今响当当的“打工青年艺术团”。
唱出打工者的心声
打工青年艺术团2002年5月1日成立于北京，初始成员只有10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打工者。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地、工厂和小区为工友们演出，受到工友的热烈欢迎，很多人也因此成了艺术团的一员。除了现场表演，他们还出唱片，所有作品均属原创，目前已有两张专辑问世。随着队伍的壮大，他们成立了“工友之家”，为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询、文化教育、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的援助。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们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而就在今年5月，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农民工历史、生活以及贡献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也正式对公众开放。
如果说艺术团的成立纯属偶然，而它的茁壮成长却是必然。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给予所有劳动者以尊重与回报，而农民工尽管为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始终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不用说尊重，就连最基本的物质回报都难以得到保障。怎样让主流社会更加关注农民工的利益？让农民工自己有更强的维权意识并付诸合法的行动？怎样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考虑的问题。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立恰恰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我们希望通过歌声、通过文艺倡导全社会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孙恒如是说。“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艺术团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作品通常反映了打工者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他们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例如《打工子弟之歌》表达了打工子弟渴望获得平等机会的诉求；《团结一心讨工钱》则讲述了一群农民工艰辛的讨薪历程，折射出他们对种种社会不公的不满与无奈。
通过各种演出，打工者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并产生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与其用空洞的口号激发打工者团结的热情，不如借助轻松直观的文艺形式来凝聚力量。打工艺术团的出现，不但唱出了打工者的真实处境，喊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且给了他们一个增强主体意识、团结一致改变现状的平台。
打工者自己的歌
原创性与自发性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另一大特点。他们的作品均由打工者自己创作并演出。或许这些作品并不成熟，抑或艺术性不足，但它们质朴、真实、富有感染力。当艺术脱下华丽的外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和驱动力，推动社会的变迁。事实证明，打工青年艺术团表演的很多节目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其中包括众多的打工者和普通群众。
当前的演艺市场被商业化的演出团体所垄断，虽然偶尔闪现出一些反映百姓生活的优秀作品，但大部分节目都存在重娱乐轻思想、重理想轻现实的诟病，而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打工艺术团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块短板，让打工者有机会接触贴近自身处境的艺术作品。由于打工者成了创作的主体，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思想，而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身处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不再一味地接受精英文化的灌输，当他们喊出自己的苦与累、伤与悲，当他们团结起来展现无比坚韧的精神力量，整个社会都将为之震动：文化的传递将不再自上而下，而变成双向的互动。打工艺术团发展壮大的本身便是对社会偏见最强有力的反驳、对精英主义的挑战以及对打工者自身权益的保护。
打工者的自助与互助
在打工青年艺术团，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唱歌、跳舞、吟诗作赋、小品相声—大凡能见到的艺术形式都能够拿来被创作。作品征集、创作、筛选、修改、彩排、表演……打工者的作品虽然谈不上阳春白雪的风雅，但每一道程序都会经历同等严格的执行。然而，即使付出这般辛苦，却没有人索要回报。这就是艺术团的另一大特点—无偿。由于是公益演出，艺术团的经费相对比较紧张，据孙横介绍，目前所有费用大部分来自香港乐施会以及其它社会筹款。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打工青年艺术团实质上是打工者“接力式”的互帮互助。
当被问及农民工最需要什么的时候，孙横回答：“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包括就业、待遇保障工伤医疗保险、文化教育及子女就学等，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精神需求。尽管我们也有心理辅导，但我们认为歌声是填补心灵最好的良药。”据了解，艺术团每年会有40至50场次的演出活动，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本身流动性较大，艺术团的演出人员也相对不固定。但只要有演出，总能找到有才艺的农民工朋友。从此可以看出，打工者渴望交流，在愉悦他人的同时也获得了认可，获得了满足。而这样的情绪总能感染到身边的工友，渐渐地一个专属打工者的演出市场崭露雏形。
演艺原本是个商业气氛浓厚的市场，但在这里，商业法则不再适用，金钱不再是目的，演员卖力的表演和观众忘情的喝彩仅仅是他们内心的写照，不用灯光特效，不用浓妆艳抹，也不用矫揉造作。在打工艺术团，他们做到了用钱做不到的事—真诚相待、相互关爱。
正如他们的歌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所唱的：“我们手牵手，我们肩并肩，我们团结一心走向前……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打工青年艺术团，愿一路走好！
打工青年艺术团网站：http://www.dashengchang.org.cn/
通向公民社会之路——访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执行主任翟雁
由于中国社会在常态下缺失志愿文化建设和志愿者培养的“养兵”机制，在紧急的非常态下如何动员和“用兵”，而“用兵”效率如何保证就成了敏感问题。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公民社会”愿景，政府应该更多地通过中介机制管理社会。
在惠泽人志愿服务发展网上，有这样几条描述自身价值观的警句：“人人平等，尊重差异”、“潜能无限，助人自助”和“用生命影响生命”。细细品读这三句话，其间皆渗透着一种富于人文关怀及明确指向性的品格——人本。在这里，“人本”一词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观念：以人为主体，从对象的深层心理及工作层面的需求出发解决问题，以达到提升自身服务效率的目的。以人本为基准做事，这是我在此次走访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过程中体会最深的一点。
翟雁，一位很有亲和力的志愿者培训师，同时也是惠泽人的执行主任。采访中，她银铃般清脆的嗓音、清晰缜密的思路和长远的人本视角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惠泽人的整体工作方向很明确：首要任务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志愿服务培训体系，直白的说，就是针对NPO的成员、志愿者开展不同层面的业务培训。实际上，国内开展这种培训的NPO机构为数并不多，并且就已知情况看，基本没有学校开设过相应的“公民教育专业”课程，所以按翟雁的话说：“要教别人，先要教会自己，大家都是半路出家，都要摸着石头过河。”
2003年，惠泽人成立之初恰逢国内非典肆虐。当时，他们并没有选择像其他许多满怀热情的NPO人一样立刻投入到正面迎击疾病的志愿者行列当中，而是经过冷静思考，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志愿者培训以及对国内公益组织机制建设的研究。
尽管惠泽人在培训领域的开拓曾经因为多方面的压力而困难重重，但经过多方探索，加之一些有着优秀心理学、教育学及其它学科背景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惠泽人团队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开发出了一套由三个层面组成的较为完善的培训课程，这其中包括针对普通志愿者的“志愿服务理念与基本技能课程”、针对中层管理者和志愿者培训师的“志愿者管理和项目管理课程”、针对NPO高层领导者的“领导力和组织管理课程”。这三项课程环环相扣，使公益组织内部实现“闭路循环”成为可能。比如，接受志愿者管理课程培训的管理人员，可以以一种造血干细胞的模式影响和培训其他志愿者（现在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培训师已达200多人，他们大都来自各个高校和NPO团队）。
迄今为止，惠泽人已经确立了包括培训、机制建设、研究与倡导在内的三大职能。而他们针对自身工作重心的思考也愈发理性了。以此次5.12汶川地震中的表现为例，惠泽人之所以没有直接以行动冲向一线救援，而是将力量投入到了考察NPO赈灾中的能力需求层面，目的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能力建设团队的优势。“现在，灾后重建中缺少的是更加理性地进行赈灾工作监督和保持相对独立身份提出更多警示性建议的组织，NPO在紧急灾难面前如何能够充分其应有价值还有待于探讨”，翟雁如是说。
当笔者问及翟雁，看到大灾过后，许多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热情异常高涨，她对此持什么态度时，翟雁说，凡是都有两面性，灾难来临，它同时唤醒了部分人的公民意识，成为了爱心的驱动力，这些力量汇聚起来，以公益组织的形态呈现，只要它顺时应事，从整体层面看，这都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真正的可持续模式首先要有包容性，正视更多的NPO的存在，其中就包括关注弱势群体、边缘化的人、艾滋病、同性恋、残疾人、离婚者等等的社区；只有拥有了平台和渠道，公民的爱心才能有的放矢。另外，惠泽人本身就是基于志愿体系存在的，可以说没有志愿者就没有这个组织，所以现在的趋势对惠泽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
当然突如其来的公益热潮也会产生一些操作层面的弊端，单就组织自身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志愿者赈灾的激情也会不可避免的冷却，如何避免“泡沫”破裂，让公益精神具有可持续性，将成为许多公益组织面临的生存课题。“这时，惠泽人就有责任通过自身总结和学习他人经验，在研究和倡导领域发挥作用……”谈话中，笔者得知，赈灾对于志愿者的体力和精神承受力都是不小的考验，尤其是心理方面，出现情绪不稳定时，男性志愿者表现为容易爆发，而女性志愿者则所选择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调节和援助，这些我们通常难以虑及的层面，都属于惠泽人研究范畴。
由于中国社会在常态下缺失志愿文化建设和志愿者培养的“养兵”机制，在紧急的非常态下如何动员和“用兵”，而“用兵”效率如何保证就成了敏感问题。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公民社会”愿景，政府应该更多地通过中介机制管理社会，首先是企业，他们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而那些没有力量从盈利企业手中获取消费品的公众，就需要依靠公益组织以非营利模式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而政府，则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政府购买模式，达到企业部门与公益部门的协调，而非自己“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惠泽人在公益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类似于市场体制中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他们向最终消费品生产商提供原料，看似与大众的生活无关，实则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说，惠泽人也可称是公益组织中的“幕后英雄”。
现在，这位幕后英雄为自己制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以三年为一阶段的西V（即：西部志愿者）项目，如今第二阶段即将启动，其目的是帮助不发达地区的公民成立公益组织，为他们做好能力与人才储备提供可能；另一个五年期的跨五省贫困地区的扶贫志愿者项目，旨在通过志愿者传播志愿精神，点燃当地的NPO的星星之火，配合现有资源，把人力整合到基层的社区去。
采访结束后，已经将近下午六点了，顾不上吃饭的翟雁又要立刻赶往奥组委参加一个讨论惠泽人参与奥运会志愿者培训相关事宜的会议，忙碌和对事业的热爱已经成为了她的一种本能。也许正像她题为《用信仰之心做NPO》的文章中所说的那句话，“在正是我们的信仰或者价值观决定了我们是谁，激发了我们强烈的使命感。”
为什么要做NPO？答案是：信仰使然。
欢迎访问惠泽人网站：www.huizeren.org
价值实现与路径探索——访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
2008年1月中旬，在“好运北京”国际轮椅篮球邀请赛比赛现场，来自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暨1+1声音工作室（以下简称为一加一）的青风和李宁两位视障记者，引起媒体同行的高度关注。因为他们效力的工作室是全国首支从采访、编制到播出全部由视障者完成的广播节目制作团队，其常规节目已经与全国部分省市的60多家电台合作播出，广受听众好评。
该组织负责人高山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盲人以媒体人身份主动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并从自己的角度发出声音，这是残障人不断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尝试。作为一个主要由残障人士组成的NGO组织，一加一在关注社会动态、表达群体心声和社会企业运作等方面的探索，对业界同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实现价值：残障群体的心里诉求
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于2006年3月注册成立，它是一个由残障人士自发组建的民间公益组织，拥有12名全职人员，其中残障人9名。其成员大部分出生在“80后”，平均年龄不足30岁，全部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
由于其主要发起者的IT背景，一加一一直致力于依托音频节目制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各类型民间组织提供服务和宣传平台，以促进弱势群体特别是残障人士在职业技能、信息补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实践，最终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每一个个体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残障群体也一样。他们同样能做成让人震惊的事情，他们心里也渴望通过事实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帮助。”高山同时认为，一加一在传达信息、塑造理念方面的努力，是对“他助型”公益模式的有益补充。
在位于北京南城的工作室内，笔者看到齐备的第三代录音、制作系统正在紧张地安装调试中。工作人员介绍到：“我们制作的节目不仅能够服务于残障人士，也向社会表达了我们的心声。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这种服务形式体会到乐趣。所以，大家工作都很开心。” 该工作室目前已经推出的几类节目，包括面向视障群体的生活类资讯和娱乐内容，以及面向社会公众的残障意识倡导内容。
在选题会上，笔者看到各位主持人与编辑针对话题各抒己见、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在这儿，每个人都是制作人，每个人都是主持，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且被采纳。”年轻的节目主持人青风如是说。
1+1一家
社会企业：NGO的第三种选择
作为一加一重要组成部分，1+1声音工作室正在审慎地摸索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这意味着它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服务机构，也不是纯粹的企业，而是通过商业运作手法，获得一定的利润并用以奉献社会。“一提到NGO，人们就将它与‘盈利’绝缘，”高山认为，“这是片面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它如何盈利以及盈利的最终用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加一诸项目的开展，一方面体现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在残障人群中的应用，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实用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推动信息无障碍的推广和发展，唤醒残障人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意识。社会企业化的成功运作，将会在资金、技术、影响力等方面带来一定的推动力量。
目前，一加一的广播作品都是属纯公益性范畴，在电台亦是无偿播出。一批尚在策划中的具有娱乐价值的节目，则会尝试走市场化道路。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还处在筹划阶段，我们的项目开展需要依托来自各个方面的资助及技术支持。其中交集着多种因素，需要全盘考虑和稳步推进。”
和谐共生：NGO组织的路径分歧
2006年9月，在接受了多次审查和考核之后，1+1得到英国Big Lottery Fund基金会的认可后签下《接触中国》项目，并与英国BBC-World Service Trust基金会展开合作。经过多方努力，于2008年5月底完成了预期目标。
“在项目接手前后，来自个别NGO组织的不同的声音也随之产生。”高山说，“我们没有在公开场合进行反驳，没有直接回应，因为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需要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这是NGO路径分歧的必然产物。我们更大的挑战是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残障群体，脚踏实地提高自身的能力，创造真正属于我们的价值。”
事实上，这是NGO组织之间的隐性或显性分歧的一个缩影。尽管目前公益事业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NGO组织面临的软硬环境已有重大改观。但资金不足、话语弱势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是公益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除了理念层面的认同问题，对资源的直接竞争也可能导致NGO组织之间的不和。
对此，高山认为，“各个NGO都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和发展取向，相互尊重是首要的前提，要允许和容忍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当然，展开适当的专业领域的竞争，也有利于整个行业水平的提高。……我们期望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消除其中可能存在误会。”
多种可能： 1+1的无穷解
“１＋１的答案是无穷的，可能大于２，那是因为合作；也可能等于１，那是因为融合；还可能是１＋１＋１，那是因为延续和传递。只要不固执地认为１＋１＝２就好，就像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把残障人看成一个固定的概念。”被问及“1+1”这个名称的由来时，高山如是说。
一加一还很年轻，它享受着‘光荣与梦想’，也必然承受压力与挑战，——这与中国公益事业的整体状况相呼应。在通往发展与繁荣的道路上，公益组织必将经风沐雨，最终百花齐放。
链 接
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是由两名具有相同IT职业背景，不同人生经历的残障人于2006年3月发起并注册成立的，是残障人自行管理，并由多名残障人和健全人共同参与合作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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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的支点——访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
也许是以往社会偏见的积累使残疾人的内心脆弱不堪，他们担心失去尊严，紧紧的抱拢双臂抵御不公正对待，待到世界对他们敞开了心扉，他们已经忘记应该如何做出自由伸展姿势了。一味的追求尊重，殊不知尊严并不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便唾手可得的，而是在别人对你人格的首肯。在这方面，一些人需要我们多给予一点关怀，教会他们获得尊敬，而不是乞得尊严。
周六上午，心目影院照例新朋旧友盈门，除了四九城里赶来听讲电影的盲人朋友，其余的便是不少慕名而来的媒体。强势的新闻媒体如央视、搜狐者，气魄自不必说，大队人马浩荡开来，各自排摆开摄影摄像的家当，把个小四合院填得满满当当。这期的电影主讲是一位央视著名主持人，虽然名嘴早就表示，只是想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尽一份微薄之力，然而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也就难免被前呼后拥了。
两年多来，这里每周总会有这样一个热闹的时段；迎来送往，似乎已经形成了这座小院吐纳的节律。待到过午，人潮渐渐散了，于是院子里又只剩下“常驻民”——红丹丹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独自捡拾那些没被带走的思绪和困惑。
对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妇的采访就是在这样一个午后开始的。作为记者，此前我也曾在参加心目影院两周年庆时与红丹丹的负责人晓洁老师有过一面之缘。我深切地记得那一次，当自己面对几位需要搀扶的盲人时，却因为心底的某种自私与怯懦，忽然丧失了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勇气。所以，当我有机会与王伟力和郑晓洁两位老师坐到了一起，最先摆上台面的问题就是：作为个体，公益人应该如何对待所谓的“弱势”的个体。
对于这个问题，大伟老师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关爱”。“关爱”，如此朴质，甚至平凡的词语是何以指导一系列志愿行为的呢？首先关爱说来容易，但行动时讲求的是一种方式方法，“俯视和仰视的尊重都不是真正的关爱。俯视的尊重，像对待孩子，给予弱势群体过度的保护，会让他们产生依赖或逆反，感到‘我受到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我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被这样对待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而仰视的尊重，对弱势群体做出的任何一小点成绩都视若珍宝，同样意味着我们还是没有摆正自身的心态，所以也不可取。重要的是平等关爱”，大伟老师如是说。
其实原来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国外学者分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该学者惊人的否定了所谓“父母和子女应该成为好朋友”的理论，理由是，子女与父母因为年龄、社会阅历等方面的差距，总会有出现思想上的隔阂，生硬的将养育关系转化为朋友关系无疑是矫枉过正的行为。我们都应该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一种保护，一种强大的力量和后盾。
当然，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与正常人之间不存在像“父母-子女”一样的法律上的依附关系，但上面的例子却足以让我们体会出角色定位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差距是不能被抹杀的。就像大伟老师所说，“要达到‘残健同行’的目标，就不能否认承认残健之间的差距。正视差距，而后尽量缩小差距，让彼此的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
无可否认的是，摆正志愿者作为普通健全人的心态，并不等于处理好了公益人与被扶助对象关系的全部。比如帮助盲人朋友“面对自己”，就是红丹丹面临的一个挑战。
一些时候，我们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真正处于一种所谓“囚徒之困”之中，一些被“弱势”的帮助对象从心理上拒绝承认他与正常人之间的距离，他们甚至听不得自强不息这个词，并且认为没有什么是正常人能做而他们不能做的事情；然而这种行为表象的背后却又隐藏着更糟糕的心态，那就是在认识到自己与常人的不同之后产生出的自怨自艾。对此，晓洁老师说，“盲人朋友有的时候意识不到红丹丹作为一个机构主体，本身存在着严谨的制度，即必须按照既定目标前行，不能为了某些特殊的个人改变它的初衷。比如，我们对盲人朋友进行的培训，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亦不能因为对象是残疾人就放松对他们的要求。而我们，借此契机，已经在尽力为残疾人朋友做好心理调试了。”说这番话时，晓洁老师的语气里不无一丝感慨，旁边的走过来的志愿者也无奈的补充道，“在心理辅导方面，红丹丹真的已经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付出了很多了……”
仅仅依靠红丹丹的一己之力去担负导师的责任显然不现实，那么作为一个社会人，如何沿着一条“残建同行”的道路走下去呢？
共同学习何为“相互尊重”、何为“尊严”，以及寻找尊重的支点尤为重要。自尊和虚荣显然不能混为一谈，过分的要强导致的结果也将是将自尊转化成了虚荣，这是每个社会人包括残障人士必须懂得的。
就拿红丹丹与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合作的话剧《盲人》，用爱盲论坛上题为《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呐喊》的文章中的话来概括，“以盲人的处境象征人类的生存境遇。剧作家、导演除了在戏里表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外，还特别表现了对盲人的关怀。这已不是一般的参与社会生活，而是参与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艺术生活了。”但为什么还是有盲人朋友会对这部剧产生“歧视盲人”的质疑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还有人没搞清楚什么是尊重，什么是歧视。
也许是以往社会偏见的积累使残疾人的内心脆弱不堪，他们担心失去尊严，紧紧的抱拢双臂抵御不公正对待，待到世界对他们敞开了心扉，他们已经忘记应该如何做出自由伸展姿势了。一味的追求尊重，殊不知尊严并不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便唾手可得的，而是在别人对你人格的首肯。在这方面，一些人需要我们多给予一点关怀，教会他们获得尊敬，而不是乞得尊严。
坦白地说，盲人群体内部有一些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由意见分歧舆论偏差也就时有发生。不过，对于群体的控制来说，从正面对这些意见领袖做好工作，也不失为盲人群体“自助”过程中的一个实施办法。
从更高的媒体层面看，残疾人要求自尊与尊严，那么我们的媒体是否已经尽到告知他们何为自尊、何为尊严的义务了呢？没有。虽然已经多次接受过央视采访，大伟老师谈到与媒体沟通，仍然表现出了接受一些深度访谈类节目邀请的愿望。让大众了解到公益领域内部的行业隐忧，并得到支持，这远非是单纯机械的重复介绍公益组织成长史能办到的。呼吁社会对特殊人群的心理关注是大伟的构想，也是公益人必须拥有的心态。
做公益难，与弱势群体打交道更要谨慎，防止一言不慎，背负上“歧视残疾人”的恶名，更难。而在这种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坚持中正的立场，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在公益之路上，那就是难上加难！正因如此，媒体需要给予公益组织更多关注。在这个充斥着“娱乐精神”的社会里，我们能不能不浮躁？能不能静下心来真正为盲人做点什么？这是不但是公益人更是媒体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纵览整个NG(P)O行业，有很多机构都与自己的被救助者建立了良好的平等互敬关系——也有少数机构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将“助”转变成了“扰”，破坏了被救助群体原有的秩序，虽是无意为之，却也值得警醒。
可以肯定，无论是物质上的给予，还是精神上的帮助，都应该建立在维护尊严的基础之上。把自己的猜想强加于人，凭空构建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形式，以“我”的认识强加于他人，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这种表现的出现也预示着双方沟通渠道的失灵。
尊重的支点在于真诚沟通，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
通州关爱中心：恒久爱心梦铸造五彩世界
编者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正如通州关爱中心的孩子们，正如他们共同的妈妈——常梦。
5月10号，预报有雨，但当五点钟的阳关铺满整个卧室的时候，真实让人感到眩晕。20多天的等待，那些起初所想的刁钻的、理性的、深入的问题或是已忘记，或是被否定。
见到梁玉清和她所提的几公斤重的《读者》后，我才深刻的理解到“公益只在举手投足之间”，男生终究不如女生细心。韩金萍一到车站就问我，准备好了吧。我支支吾吾，底气不足。
地铁向着通州方向驰去，时光开始倒流，“现代”文明逐渐远去，关于通州关爱的中心的雏形却开始变的清晰起来。这是一段漫长的旅行，我们甚至找不到要走的路，要做的车。和以往采访过的组织一样，民间公益似乎总是存在于一个偏远的空间，一如美景总在险峰。
乘一辆拥挤的颠簸车坐到绝望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再去在乎沿途的风景，而是急切的想知道目的地到底在哪里。终于，楼房变成了平房，人烟渐渐的稀少，马路窄而不整，内军庄到了。车声远去之后，周围静谧的让人忧心，几乎找不到可以问路的人，以至于南辕北辙浑然不觉。
折回一段土路，通州关爱中心便在眼前了。几近疲惫的我望着眼前的大门，又开始幻想门后的世界以及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直面那些孩子的生命之重。一张微笑着的脸从门缝里伸了出来，“找常梦主任”，他笑着，这个看起来有30来岁的男人，用最淳朴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常梦的办公室。
这就是我将要采访的对象——常梦，一个散文味特浓的名字。职务：通州关爱中心主任。荣誉：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用开朗和豁达，风雨兼程走了23年的公益之路。
常梦一边整理档案，一边招呼我们帮她看看电脑和打印机怎么连上。韩金萍对我说，你们和常梦聊吧，她一直等着你们呢。兴许是路途的遥远让人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又或者是眼前的一切与之前想的毫无关联，我和梁玉清都愣在哪里。与常梦的风风火火相比，我们多少显得有些怯场。于是，常梦决定安排她的“小秘书”梦雁作为我们的导游，带领我们完整的参观一遍这个面积广大，视野开阔的关爱中心。
梦雁是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小学三年级，全身上下充满着一股机灵劲，关于她的故事有过很多的报道，这个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女孩现在看起来很健康，并由常梦为她起了这个同样散文味浓厚的名字。她愉快的带着我们参观了会议室并讲解了墙上所陈列的照片，去了餐厅、洗衣房以及孩子们和老师们的宿舍，对于任何的细节问题她都如数家珍。
因为是周六，有些孩子被接回了家。但留下的几个，依然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中心耗费心血致力于做的事情。孩子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一个多动症男孩子（不仅如此）只要看到了看着他，就会微笑着说，哥哥好，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握手；有一个自闭症的大男孩，始终趴在桌子上微笑着，他背乘法口诀得了一百分，我们随机问他，他都答的上；还有一个一直在笑，不停的笑；还有智障的，不会说话的、残疾的……这些孩子居住的环境不错，被褥都很干净，都有自己的柜子，最值得他们骄傲的是，他们拥有一个美丽的餐厅，阳光从玻璃天窗透射下来，温暖而明亮。
以前知道有针对自闭症的组织，比如星星雨；以前也知道针对智障的，比如惠灵；而且还知道残疾人是怎么回事。但让你一下子把他们集合在一个组织，并为他们积极奔走，创建一个舒适的甚至是与正常人同品质的生活，你所能做的就是从内心深处佩服常梦和她的同事们，不用太多的煽情和对困难的描述。
有幸在那座美丽的餐厅吃了顿免费的午餐：炒青菜（自己种的）、菜花炒肉。孩子们吃的很高兴，常梦把昨天为她留的两块肉，一块给了同事，另一块给了表现好的不会说话的小女孩，并让她叫妈妈，小女孩吱吱呀呀了半天，才模糊的喊了出来。常梦说，这叫正强化。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
吃完饭之后我们三个与孩子们玩起了足球，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而我的心理则显得十分复杂：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吗？以后的生活呢？这些非主流的边缘人群常梦又能将他们照顾到什么时候？一旦脱离这个温暖母体，他们将漂向何处？
“到我死了，两眼一闭就啥也不想了。只要我活着，就得是这命”，常梦依旧大大咧咧的说，“前两天，车到门口翻了，我当时就想，两眼一闭得了。可老天不让我放下这些孩子。至于以后的事，应该会有人接过我的班”
随着社会在某些层面的发展，公益动机已经不像前几年总是遭到一些质疑，现在的舆论环境好了很多。媒体关于常梦的报道都会讲到她投身公益的起因，常梦说，我以前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问题，我的朋友们都来安慰我，我度过了难关。后来，她们的生活也出现了问题，我理所当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她们。后来，做单亲母亲，再后来做有残疾孩子的单亲母亲，因为我觉得她们很苦，应该得到帮助。
常梦为我们澄清了网络上传言她是人大毕业的新闻，作为孩子们共同的妈妈，她说因为需要面对不同问题的孩子，而每一个都是专业问题，所以她去北师大学了心理学。又因为需要宣传关爱中心，获得社会的支持，她又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写作，现在还兼任一本杂子的撰稿人。为了更直观的展现关爱中心，并留下了一些记忆，她又去人民大学学了摄影。她说，她不会主动的去学习什么，她学的都是为孩子们、为中心服务的。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专家了，能够熟练使用专业的方法来使孩子们得到康复训练，有朝一日，她也会学习国外的做法，将这些方式方法进行摄影刻盘，以指导更多的组织、更多的家庭。
从踏入关爱中心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用眼睛搜索着这里的一切：与世隔绝却自成一个多元的和谐小世界；拥有着能给孩子们带来舒适生活的硬件设施和紧紧围绕在常梦及孩子们身边的无私的老师们。这已经是一个传奇，它们背后凝聚着常梦的心血。在如此偏远的地方，找到如此多的资源，常梦运营组织的能力毋庸置疑。她向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找桌子找窗帘，你得到大宾馆，他们都会定期处理一些不用的旧的东西，放在仓库占地方；要想得到社会的支持，你得有媒体平台，有了媒体平台你得有创意。
“10点30，韩金萍打来电话，说他们快到了。11点半，韩金萍、梁玉清、刘少峰来到中心。中午吃的是炒青菜、菜花炒肉。饭后给孩子们批改作业，陪孩子们玩……”常梦一直在用笔记着，她说，这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日志。她拿出制作精美的本子，里面每一页都有照片，都有来访者当日的详细记录。而另一本签到本上不仅留着来访者的名字、联系方式，还着意设有特长一栏。常梦说，每天都有人来，然后我们仔细的记录，这在国内其他组织是绝无仅有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我们需要某类人的帮助时，能够很快的找到，这是资源的累积，同时，我们不厌其烦详细的记录，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让大家看到我们清清白白做事。得知这些之后，我一度很难把这种细致的做法跟常梦的风风火火、大大咧咧联系在一起。
我们离开的时候，天赐（又是一个小说般的名字）正在记录着今天的一切，有一些不舍这个温馨的家以及这位伟大的母亲，还有这群孩子已经真实的闯入了我的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将时刻想起，在一个无比静谧的村子里，有一个人用爱心铸就了一个五彩的世界。
红枫：一些贵在坚持的通俗经验
“赋权于妇女，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协助她们跟上时代的潮流，重新找到他们的出路与自己的位置，实现社会性别的平等，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的明晰而且一直贯穿机构所有工作的始终。”已过78岁高龄的红枫创始人王行娟老师如是这般描述着机构的使命。
“阅读空间”的创始人约翰•伍德在《离开微软 改变世界》一书中讲到自己的所见所闻时谈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人的生活相比男人更加艰难。由于文化偏见，以及男人做主角和做关键决定的历史传统，女人的声音是不被理会的，他们的意见（经常也包括他们的生活）是被认为可以牺牲的。而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则正是通过20年孜孜不倦的努力，试图使这种不平等得到彻底的改观。
“赋权于妇女，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协助她们跟上时代的潮流，重新找到他们的出路与自己的位置，实现社会性别的平等，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的明晰而且一直贯穿机构所有工作的始终。”已过78岁高龄的红枫创始人王行娟老师如是这般描述着机构的使命。
且不说红枫具体救助过多少妇女，单纯这20年已是中国公益界的一个传奇，在一步步走上成熟的道路上，它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于是在面对我们的采访时，王行娟老师所告诉我们的——红枫真的很强，理所当然实至名归。
王行娟老人与志愿者在一起
荣誉台
前所未有的独特项目才能得到资助
最大的公益组织与最小的公益组织一样会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如何让自己的组织拥有更多的资金来运营更多的项目用以帮助到更多的需求者，是每一个公益组织首要解决的问题。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中国的草根组织在普遍未得到正式注册的前提下，要得到政府的资助可望不可求。据王行娟老师透露，从红枫成立到现在这20年中，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所有的资金全部自筹，大多来自项目基金。
而获取基金支持，也要经历像商业社会中公开招标一样的过程。“多年来，红枫一直坚持创新，努力使自己的项目紧跟时代甚至是超越时代，我们觉得只有前所未有的独特项目才能得到支持和资助，这种方式不仅对专业的基金会有吸引力，而且也吸引到了一定量的企业基金，红枫现在所作的农民工项目便是其中之一。”不仅红枫持有此观点，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主任侯远高也曾多次表示，在公益实践上，真正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人才以及出色的项目，有好的项目，不怕得不到项目实施所需的资金。
让组织和志愿者得到双赢
据中心主任侯志明介绍，作为中国最早的民间妇女组织，红枫从20年前成立之日起，就“命中注定”必然以志愿者为服务和研究的主体。20年来，超过200多名志愿者投入到了红枫的各个项目之中，成为公益世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
侯志明说，红枫一直坚持组织和志愿者“双赢”，我们需要志愿者的服务，志愿者也希望能在红枫得到成长。而在管理上我们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比如在录用志愿者上，除要彻底接受红枫“爱心和助人自助、自我成长”的志愿精神，还必须经过申请、面试、培训、实习四个阶段才能上岗，相当严格，每期报名的七八十人最终只能剩下20人，保证了志愿者的整体素质，对于心理咨询这种特殊的救助方式，采取严格的志愿者录用程序是相当必要的，也是推动红枫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最重要法宝。
而对于志愿者来说，来到红枫，是奉献爱心，而不是廉价劳动力，因此志愿者自身能否在红枫得到成长，也是红枫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侯志明谈到，在工作中，红枫始终注意让志愿者有参与权和决定权，比如，请志愿者参加项目申请论证会，参与项目设计，有时还请志愿者直接撰写项目申请报告；平时经常听取志愿者对中心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每年都向志愿者汇报工作进展和新的年度计划，公布经费使用情况。当遇到困难时，我们会实事求是地讲明情况，请志愿者一起出注意想办法。志愿者最大心愿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用更加专业的方式有效的为求助者服务。所以，红枫一直将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红枫与国外和香港等地的妇女NGO组织有广泛的联系，经常充分发掘和利用资源，送一些志愿者出国或海外参观学习，把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带回红枫，然后大家共同分享。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为满足大多数志愿者的需要，红枫还主要采取了每月举行一次业务研讨会，举办工作坊，讲授一些最新的工作方法，并邀请国外和港台专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和交流，同时也时刻关注志愿者个人的在听取诸多负面情绪时产生的心理压力，用不同的方式帮助志愿者个人情绪得到宣泄，防止心理衰竭。
一些数字似乎更能说明红枫在志愿者管理和培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到去年为止，红枫妇女热线共培训了13期384名志愿者，其中在红枫服务 5年以上的志愿者有64人以上，服务10年以上的志愿者达到23 人以上。他们大多来自高校、医院、社科、新闻出版和心理咨询机构。
赋权不是空想，它寻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社会工作（social work）登陆中国的20年中，赋权已为太多的公益组织所熟识并逐渐采纳。红枫无疑是最早接受这一概念的组织。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赋权于妇女，实现社会性别的平等，一直贯穿红枫所有工作的始终。
对于赋权，侯志明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时代在变，改革冲击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让原先一些看似稳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内，女的甘于在家里更多的付出。但比较新的变化，给妇女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参政、充分就业并取得经济地位总体来说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赋权妇女，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表面看这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比方说，妇女将精力更多的放在工作上，肯定会疏忽家庭，她本身会有内疚感，子女、丈夫、家庭成员对他肯定会有一些意见，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过去的男女角色去要求他，原有的稳定结构被打破。但对她个人来说，她更加充实、更加快乐了，而且她实际上也有个人的魅力了，从长远看，赋权妇女，其实能够减轻男人的生存压力，他们俩更能平等的对话，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于农村妇女尤是如此，如果她获得了同男人一样出去就业的机会，虽然在初期会出现留守家庭的问题，但她出去后提高了见识，提高了素质、增加了收入，将来很有可能把孩子接到身边，把老人的赡养问题更好的解决，长远来看，是提供了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重现达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平衡。
“所以说，赋权不是空想，赋权给任何一个弱势群体，你都得考虑到与之相关周围人群。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型平衡的过程，你得分析这中间的利弊，并结合具体的赋权人群，去考虑是增加她参政的权利还是为她谋求一份职业。”侯志明如是说。
不难发现，红枫所提供的经验并没有显得很神秘，或是形成一本至高的秘籍。它拥有的是20年的深厚历史底蕴以及将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运用到极致的坚持。单是这一点，已值得更多的公益组织借鉴学习。
红枫网址：http://www.maple.org.cn/
“在行动”的行动之道
在如何搭建稳固的组织结构，并且利用自身结构优势发挥内部运转的最大效能方面，“在行动”的行动之道确实为一些草根公益组织带来了可借鉴的经验。
最近，“多背一公斤”发起人安猪在自己的Blog上记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明明白白地回答出：我们为这个组织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多少所学校？多少个志愿者？多少资金？多少合作资源？只有回答出了这些问题，才算真正为这个组织的发展承担了责任。”
从最初加入公益志愿者行列开始，每个NPO人都曾被这样告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参与的是自发且无偿的公益活动，便淡化了对行动效率和效果的关注。类似基准不只局限于个人行为，在组织行为中也同样适用。作为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公益组织，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国内公益组织都在思索的课题。
致力于从法律、就业、心理等多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给予援助的“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是一个拥有着四百余名志愿者的公益组织。之所以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形成这样的规模化志愿群体，其强大的执行力与凝聚力不能不说是关键因素。“在行动”有一句切实有力的口号——“爱心无限，志在行动”，它与《民间》杂志所倡导的“行动改变生存”的理念不谋而合，同样强调了行动的紧迫。当然，对于“谁的行动、将从何种程度改变哪些对象什么样的生存状况”这个问题，根据每个志愿者团队自身发展方向的差异，答案也会不一而足。但在如何搭建稳固的组织结构，并且利用自身结构优势发挥内部运转的最大效能方面，“在行动”的行动之道确实为一些草根公益组织带来了可借鉴的经验。
人力资源分配层面，“在行动”在学习了香港NPO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设置了理事会，其中兼职理事不负责内部日常事物的管理，但对机构运行行使监督的职责。“从理论上说，这有助于避免机构被个别人所控制、避免少数人以NGO的方式牟取个人利益， 特别是防止行政长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而保证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共性。”（引自邓国胜《香港NGO治理结构及启示》）
另外，这个仅有六名全职志愿者的团队从一开始就规避了大范围撒网、多项目并行可能带来的人力的问题，采用集体协作方式，对现实工作的紧迫度进行排序，以便各个击破，比如以各行务工人员之间交流为主题的中小规模“沙龙”已经形成了模式化的活动方案，每周定期举办，活动安排由一人主要负责，其他人协助。对于中小型公益组织而言，人力资源的整合是一个必然趋势。
虽然全职人员精力有限，“在行动”却取得了为4200多位进城打工者免费提供就业信息、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帮助、接听热线电话8160多个、举行各类社会公益活动86次、2680多人次参与实际公益活动的良好成绩，究其原因，“自助式”的平台让所有志愿者（包括农民工、在校学生、其他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氛围。同为参与者，以平等的关系接受并且给予集体的帮助，借用“在行动”行政主管韩德的话，“我们帮助了他人，也同时帮助了自己，我们要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和接纳不同人。”基于“助人自助”这个前提，公益组织对志愿者概念进行了拓展，实现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弱势群体”从被救助者到自助团体中的一员、甚至是助人者的角色转换。比如，在户外活动中，一个参与者直接将游戏传授给另一个参与者；或是由关注新《劳动法》的志愿者面对面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座谈心得体会，在完全平等的氛围里交流。这样做有效解决了农民工与所在城市之间的相融问题——一方面让消除了农民工心理上可能存在的自卑和不适应感，抹去他们心中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阴影以及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以另一种状态生活的人们的范本，让都市人有机会设身处地的从他人的视角观察生活。
同时“在行动”还根据服务群体流动性强、不稳定但容易集群的特点，形成了“即时”志愿者制度，志愿者可以临时决定加入某次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活动结束后再自愿登记成为志愿者，以便接受邀请参与下一次活动。通过这种“以一带多”的形式使许多社会圈子的加入进来，增加了志愿者参与的积极性，并从一个侧面扩大了团队影响力。
除了人员管理方面的优势外，作为一个整合的精神平台，“在行动”还构建了以三角形结构为框架的运作模式，“实地活动-北京在行动公益热线-中国在行动公益网”三端并驾齐驱，针对“以参与人群”、“有意接触该团队的人群”以及“尚未了解该团队”的人群进行传播与维护，从而向不同群体中发出友善的公益信号。
“在行动”执行主管韩德、办公室内装饰着志愿者们亲手制作的海报及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