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NGO的启发

冯仑在《美国NGO的启发》里谈到了由万科王石带队,阿拉善的执行理事参加,一行16个人在美国访问(对象主要是一些基金会)期间所受到的一些启发。文章里称,有感于美国公益基金三大分类,各具特色,他建议国内基金也应该准确定位,并且要培训和启用一批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不急不躁,一方面根据企业发展量力而行,另外根据社会期待,尽最大努力回馈社会,两方面都要考虑到,使公司和个人未来能够建立长期发展的公益计划。美国的公益基金多种多样,但有几点共性非常清晰,值得国内借鉴:第一要打造很好的公益品牌,公益品牌跟其他商业组织一样,品牌最后的竞争决定公益机构的生命力;第二是公益项目的设计要非常好;第三是把企业经营的方法、理念运用在公益活动中。公益组织最终是靠两个东西,第一靠透明诚信,第二靠效率。效率最高的是企业界,所以用企业的方法做高效的公益,改造公益组织的预期模式。在公益事业中品牌、项目、效率是三大法宝。

徐宇珊:浅谈中国草根组织发展的几大趋势

徐宇珊在《npo纵横》发表的《浅谈中国草根组织发展的几大趋势》【原文出处已删除】里称,作为由民间自发成立、自主开展活动的自下而上的民间草根组织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草根组织发展事实的研究分析,徐宇珊概括出了草根组织未来的五大发展趋势:从一支独秀到遍地开花,从单打独斗到合作交流,从精英治理到制度建设,从默默无闻到积极献言,从无人知晓到倍受关注。这五个趋势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草根民间组织的成长历程及相关外部环境的变化。

名下:打造一个成功的ngo

“彩蝶计划”创始人名下在《打造一个成功的ngo》一文中记述了从2008年1月1日“彩蝶计划”启动至今自己从事公益项目的一些心得。“首先就是有个清晰的定位,在组织上下功夫。其次就是一定要将志愿者作为一个服务对象,不能够认为志愿者的贡献是理所当然的,要让志愿者清晰的知道他们的价值。然后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创意,一定要学会找个策划,要将活动策划的有亮点、有趣。再然后就是一定要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学会营销。相信所有愿意将公益或者说是帮助他人作为一种习惯的人,绝对不是为名利的。另外一个就是 要想做的有影响的公益组织,必须和政府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还有最后一条 就是,千万抛弃那种急功近利的公益。最后补充一条:公益组织要长期发展,要独立,不要将捐赠作为生命之源,要想办法看自己能否造血。”

李华:对探索NGO/NPO运营模式的独到见解

咨询顾问李华在《对探索NGO/NPO运营模式的独到见解》一文中对比了企业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差异,总结出如下结论:NGO/NPO不可能采取企业的薪酬和绩效管理模式,因此吸收优秀人才,应以选择富有社会公益心、对经济物质利益没有过高追求的、或有一定生活保障的人为主,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还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不能照搬企业的界限分明、负激励为主的绩效考核模式,需要营造一种大家庭的和谐氛围,运用精神引导的、褒奖为主的正激励的绩效考核模式。

盈盈一水间: 感谢“壹基金”的那个李连杰

网名“盈盈一水间”的sina博主在文章《感谢“壹基金”的那个李连杰》中写道“正如李连杰所强调,要把慈善事业当成一个上市公司来管理……我个人最欣赏的是“壹基金”“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理念。这使得慈善不分贫富,使其成为一种习惯。人人都是社会的股东,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受益者。这样,慈善就有了更稳固的根基,有了更美好的未来。”

罗璇:中国动漫 发展NGO比禁播令更重要

罗璇在《中国动漫 发展NGO比禁播令更重要》中指出,“中国的行业协会在角色扮演上出现了相当大的定位偏差。大部分动漫行业协会难以保持其“非政府性”,甚至基本处于‘二政府’状态,根本无法体现完全针对企业主体的服务价值,直接导致公信力不足。企业认同度无法提高,行业协会便形同虚设。”而对此,“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贾西津认为,在中国的行业协会产生模式中,“中间模式”最为适合国情,即行业协会的组建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也并不完全自发,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激发民间组建行业协会的热情,由企业自主组建,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

陆小娅:我为什么没有去北川中学

陆小娅在《我为什么没有去北川中学》一文中揭示了自己虽然一直关注着遭受重创的北川中学,但最终仍旧没有去的原因。她说:“北川中学每天都要接待许多的专家,记者来,要诉说悲情;医生来,要表达健康,心理学家来,要组织学生……太多的要求,使得忧伤变成了愤怒。”这显然违背了心理干预工作“需要在安全、信任、保密的氛围中进行”的原则,她呼吁,“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所有想参与灾后援助的人,包括志愿者都需要学习对生命有更多的尊重。”

政府对NGO要有开放心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贾西津,就灾难应对过程中政府与NGO之间的关系问题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做了如下阐述(详细内容请查阅《政府对NGO要有开放心态》一文):

“这次尽管NGO的参与很广泛,但是在部门内部的协调以及NGO和政府的合作之间还是比较弱的。

(一是由于)NGO内部行动很散,很多组织到达一个地方,本身缺少一个部门的声音、部门的代言。比如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叫做代言组织或者网络结构。就是说NGO自己很有体系,尽管有成千上万的组织,但当他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要决策的时候,可以由一个机制协调起来,有一些代表NGO的声音,这样才能形成一个部门,才有可能更好地跟政府对话。

另一方面,政府现在在所有的预案和行动之中很少考虑到NGO的参与,考虑到的时候也更多是从人力的需求、资源的需求,而不是真正全面的组织的参与来考虑的。所以政府在它的行动中,可能只是在缺人手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给我100人?钱不够了,你们那是不是有1亿资金给我划过来?这种简单性的工作,很难调动NGO的参与。公民是希望在救灾过程中贡献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所长参与进来。所以政府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让NGO作为一个主体参与进来,这样才可能达成真正的合作。

中欧NGO的异同

刘国选在其所写的《中欧NGO的异同》一文中分四个方面评述了中国与欧洲NGO之间的差异:“中欧NGO的服务领域上,中国目前NGO活动领域大大小于欧洲,欧洲的NGO组织以关注形而上的人类问题或政治权利问题为主,中国NGO目前则以关注扶贫济困等形而下的民生保障问题为主;在NGO组织的登记注册问题上,中国是重登记轻管理,欧洲则大多实行的是登记备案制;在筹款问题上,欧洲的NGO组织,尤其是作为弥补公共服务的NGO组织,获得政府资助是其资金主要来源之一,而中国NGO组织获得政府财政资金很少;在欧洲尽管该行业工作人员报酬比政府公务员和企业工作人员会略低,但由于其工作具有挑战性,能实现公民的个人抱负和追求,因此,能吸引很多知识层次高的人群加入,而中国NGO组织由于目前保障员工待遇报酬的法规不健全,收入分配和绩效考核体系大多还没有建立起来,行业收入远低于同级别的企业、政府人员待遇,因此不易于吸收优秀人才加盟。”

志愿的力量

翻译小组的方莉在其的组织翻译的《日本心理创伤压力学会资料》中对灾害的心理应对以及志愿者的工作做了系统阐述。本资料分“自然灾害急性期”、“自然灾害中晚期”两个阶段对灾后的心理修复进行讨论,并为读者列举了部分心理复健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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