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枫：一些贵在坚持的通俗经验
“赋权于妇女，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协助她们跟上时代的潮流，重新找到他们的出路与自己的位置，实现社会性别的平等，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的明晰而且一直贯穿机构所有工作的始终。”已过78岁高龄的红枫创始人王行娟老师如是这般描述着机构的使命。
“阅读空间”的创始人约翰•伍德在《离开微软 改变世界》一书中讲到自己的所见所闻时谈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人的生活相比男人更加艰难。由于文化偏见，以及男人做主角和做关键决定的历史传统，女人的声音是不被理会的，他们的意见（经常也包括他们的生活）是被认为可以牺牲的。而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则正是通过20年孜孜不倦的努力，试图使这种不平等得到彻底的改观。
“赋权于妇女，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协助她们跟上时代的潮流，重新找到他们的出路与自己的位置，实现社会性别的平等，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的明晰而且一直贯穿机构所有工作的始终。”已过78岁高龄的红枫创始人王行娟老师如是这般描述着机构的使命。
且不说红枫具体救助过多少妇女，单纯这20年已是中国公益界的一个传奇，在一步步走上成熟的道路上，它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于是在面对我们的采访时，王行娟老师所告诉我们的——红枫真的很强，理所当然实至名归。
王行娟老人与志愿者在一起
荣誉台
前所未有的独特项目才能得到资助
最大的公益组织与最小的公益组织一样会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如何让自己的组织拥有更多的资金来运营更多的项目用以帮助到更多的需求者，是每一个公益组织首要解决的问题。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中国的草根组织在普遍未得到正式注册的前提下，要得到政府的资助可望不可求。据王行娟老师透露，从红枫成立到现在这20年中，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所有的资金全部自筹，大多来自项目基金。
而获取基金支持，也要经历像商业社会中公开招标一样的过程。“多年来，红枫一直坚持创新，努力使自己的项目紧跟时代甚至是超越时代，我们觉得只有前所未有的独特项目才能得到支持和资助，这种方式不仅对专业的基金会有吸引力，而且也吸引到了一定量的企业基金，红枫现在所作的农民工项目便是其中之一。”不仅红枫持有此观点，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主任侯远高也曾多次表示，在公益实践上，真正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人才以及出色的项目，有好的项目，不怕得不到项目实施所需的资金。
让组织和志愿者得到双赢
据中心主任侯志明介绍，作为中国最早的民间妇女组织，红枫从20年前成立之日起，就“命中注定”必然以志愿者为服务和研究的主体。20年来，超过200多名志愿者投入到了红枫的各个项目之中，成为公益世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
侯志明说，红枫一直坚持组织和志愿者“双赢”，我们需要志愿者的服务，志愿者也希望能在红枫得到成长。而在管理上我们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比如在录用志愿者上，除要彻底接受红枫“爱心和助人自助、自我成长”的志愿精神，还必须经过申请、面试、培训、实习四个阶段才能上岗，相当严格，每期报名的七八十人最终只能剩下20人，保证了志愿者的整体素质，对于心理咨询这种特殊的救助方式，采取严格的志愿者录用程序是相当必要的，也是推动红枫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最重要法宝。
而对于志愿者来说，来到红枫，是奉献爱心，而不是廉价劳动力，因此志愿者自身能否在红枫得到成长，也是红枫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侯志明谈到，在工作中，红枫始终注意让志愿者有参与权和决定权，比如，请志愿者参加项目申请论证会，参与项目设计，有时还请志愿者直接撰写项目申请报告；平时经常听取志愿者对中心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每年都向志愿者汇报工作进展和新的年度计划，公布经费使用情况。当遇到困难时，我们会实事求是地讲明情况，请志愿者一起出注意想办法。志愿者最大心愿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用更加专业的方式有效的为求助者服务。所以，红枫一直将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红枫与国外和香港等地的妇女NGO组织有广泛的联系，经常充分发掘和利用资源，送一些志愿者出国或海外参观学习，把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带回红枫，然后大家共同分享。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为满足大多数志愿者的需要，红枫还主要采取了每月举行一次业务研讨会，举办工作坊，讲授一些最新的工作方法，并邀请国外和港台专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和交流，同时也时刻关注志愿者个人的在听取诸多负面情绪时产生的心理压力，用不同的方式帮助志愿者个人情绪得到宣泄，防止心理衰竭。
一些数字似乎更能说明红枫在志愿者管理和培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到去年为止，红枫妇女热线共培训了13期384名志愿者，其中在红枫服务 5年以上的志愿者有64人以上，服务10年以上的志愿者达到23 人以上。他们大多来自高校、医院、社科、新闻出版和心理咨询机构。
赋权不是空想，它寻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社会工作（social work）登陆中国的20年中，赋权已为太多的公益组织所熟识并逐渐采纳。红枫无疑是最早接受这一概念的组织。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赋权于妇女，实现社会性别的平等，一直贯穿红枫所有工作的始终。
对于赋权，侯志明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时代在变，改革冲击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让原先一些看似稳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内，女的甘于在家里更多的付出。但比较新的变化，给妇女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参政、充分就业并取得经济地位总体来说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赋权妇女，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表面看这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比方说，妇女将精力更多的放在工作上，肯定会疏忽家庭，她本身会有内疚感，子女、丈夫、家庭成员对他肯定会有一些意见，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过去的男女角色去要求他，原有的稳定结构被打破。但对她个人来说，她更加充实、更加快乐了，而且她实际上也有个人的魅力了，从长远看，赋权妇女，其实能够减轻男人的生存压力，他们俩更能平等的对话，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于农村妇女尤是如此，如果她获得了同男人一样出去就业的机会，虽然在初期会出现留守家庭的问题，但她出去后提高了见识，提高了素质、增加了收入，将来很有可能把孩子接到身边，把老人的赡养问题更好的解决，长远来看，是提供了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重现达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平衡。
“所以说，赋权不是空想，赋权给任何一个弱势群体，你都得考虑到与之相关周围人群。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型平衡的过程，你得分析这中间的利弊，并结合具体的赋权人群，去考虑是增加她参政的权利还是为她谋求一份职业。”侯志明如是说。
不难发现，红枫所提供的经验并没有显得很神秘，或是形成一本至高的秘籍。它拥有的是20年的深厚历史底蕴以及将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运用到极致的坚持。单是这一点，已值得更多的公益组织借鉴学习。
红枫网址：http://www.maple.org.cn/
美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立场和管理
网易博客作者云淡风轻在文章《美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立场和管理》中重点介绍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对立法和决策过程的影响以及非政府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文章中说，“非政府组织往往不仅仅被视为表达某些特定观点的”说客”，而且还是在其本身关注的领域掌握一定知识与专长的智囊。对于即将采取立法行动的某些问题，美国国会、联邦政府机构和各州与各地方政府经常向非政府组织了解情况。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产品安全、平等机会、税收等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始终十分深远。”另外，“一般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如维权团体、服务团体、文化组织等，通常都能促进民主，不可能威胁民主。这些组织通过要求提高透明度和公民参与程度推动民主。认为非政府组织构成威胁的政府往往是不民主的政府。”
灾后重建离不开民间组织
于德清在《灾后重建离不开民间组织》一文中提到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也要做好做5年以上持久战的准备，所以“灾后重建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有赖于民间组织发挥作用。”
一方面，NGO可以参与进来，“以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和机制灵活的项目”，解决政府拨款重建基础设施项目以外的灾民生计问题；另一方面，人文关怀也可以被注入到灾区。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当前发育不良的中国民间组织还难以承担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从此次救灾来看，固然民间救援者们热情高涨，但是，大多数民间的救助皆依赖于自发和本能，缺乏组织性和专业性。另外，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救助的力量也太弱小，并不能满足灾区所需。这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民间组织现状的诸多不足。从长远来看，由于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定位、协调机制等也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也应该鼓励和支持适应灾区重建需要的NGO组织发展。”
“在行动”的行动之道
在如何搭建稳固的组织结构，并且利用自身结构优势发挥内部运转的最大效能方面，“在行动”的行动之道确实为一些草根公益组织带来了可借鉴的经验。
最近，“多背一公斤”发起人安猪在自己的Blog上记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明明白白地回答出：我们为这个组织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多少所学校？多少个志愿者？多少资金？多少合作资源？只有回答出了这些问题，才算真正为这个组织的发展承担了责任。”
从最初加入公益志愿者行列开始，每个NPO人都曾被这样告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参与的是自发且无偿的公益活动，便淡化了对行动效率和效果的关注。类似基准不只局限于个人行为，在组织行为中也同样适用。作为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公益组织，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国内公益组织都在思索的课题。
致力于从法律、就业、心理等多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给予援助的“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是一个拥有着四百余名志愿者的公益组织。之所以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形成这样的规模化志愿群体，其强大的执行力与凝聚力不能不说是关键因素。“在行动”有一句切实有力的口号——“爱心无限，志在行动”，它与《民间》杂志所倡导的“行动改变生存”的理念不谋而合，同样强调了行动的紧迫。当然，对于“谁的行动、将从何种程度改变哪些对象什么样的生存状况”这个问题，根据每个志愿者团队自身发展方向的差异，答案也会不一而足。但在如何搭建稳固的组织结构，并且利用自身结构优势发挥内部运转的最大效能方面，“在行动”的行动之道确实为一些草根公益组织带来了可借鉴的经验。
人力资源分配层面，“在行动”在学习了香港NPO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设置了理事会，其中兼职理事不负责内部日常事物的管理，但对机构运行行使监督的职责。“从理论上说，这有助于避免机构被个别人所控制、避免少数人以NGO的方式牟取个人利益， 特别是防止行政长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而保证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共性。”（引自邓国胜《香港NGO治理结构及启示》）
另外，这个仅有六名全职志愿者的团队从一开始就规避了大范围撒网、多项目并行可能带来的人力的问题，采用集体协作方式，对现实工作的紧迫度进行排序，以便各个击破，比如以各行务工人员之间交流为主题的中小规模“沙龙”已经形成了模式化的活动方案，每周定期举办，活动安排由一人主要负责，其他人协助。对于中小型公益组织而言，人力资源的整合是一个必然趋势。
虽然全职人员精力有限，“在行动”却取得了为4200多位进城打工者免费提供就业信息、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帮助、接听热线电话8160多个、举行各类社会公益活动86次、2680多人次参与实际公益活动的良好成绩，究其原因，“自助式”的平台让所有志愿者（包括农民工、在校学生、其他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氛围。同为参与者，以平等的关系接受并且给予集体的帮助，借用“在行动”行政主管韩德的话，“我们帮助了他人，也同时帮助了自己，我们要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和接纳不同人。”基于“助人自助”这个前提，公益组织对志愿者概念进行了拓展，实现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弱势群体”从被救助者到自助团体中的一员、甚至是助人者的角色转换。比如，在户外活动中，一个参与者直接将游戏传授给另一个参与者；或是由关注新《劳动法》的志愿者面对面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座谈心得体会，在完全平等的氛围里交流。这样做有效解决了农民工与所在城市之间的相融问题——一方面让消除了农民工心理上可能存在的自卑和不适应感，抹去他们心中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阴影以及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以另一种状态生活的人们的范本，让都市人有机会设身处地的从他人的视角观察生活。
同时“在行动”还根据服务群体流动性强、不稳定但容易集群的特点，形成了“即时”志愿者制度，志愿者可以临时决定加入某次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活动结束后再自愿登记成为志愿者，以便接受邀请参与下一次活动。通过这种“以一带多”的形式使许多社会圈子的加入进来，增加了志愿者参与的积极性，并从一个侧面扩大了团队影响力。
除了人员管理方面的优势外，作为一个整合的精神平台，“在行动”还构建了以三角形结构为框架的运作模式，“实地活动-北京在行动公益热线-中国在行动公益网”三端并驾齐驱，针对“以参与人群”、“有意接触该团队的人群”以及“尚未了解该团队”的人群进行传播与维护，从而向不同群体中发出友善的公益信号。
“在行动”执行主管韩德、办公室内装饰着志愿者们亲手制作的海报及工艺品
商业化市场化的公益组织
王建硕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公益组织》里认为公益组织要学习商业运作的原则：“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公司所面对的资金问题，人事问题，财务问题，效率问题，沟通问题，绩效考核问题，资产利用率问题，战略问题，执行效率问题，审计问题等等，一个公益组织也会面临”；同时要坚持充分尊重捐赠者的原则，或者说市场化的原则，因为“公益组织，毕竟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服务，帮助捐赠者间接地完成某些公益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上面，仅仅从事公益本身，并不直接代表着道义上的特殊性，而是那些捐赠者，才是真正这个社会的‘好人’。”
写给志愿者的六句话
阳志平在《写给志愿者的六句话》里写到：1、旁观者与当事人的角度不同；2、信任仅仅是个概率函数；3、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容易；4、你并不是英雄；5、理解他人的利益诉求；6、快乐的参与。
“运动式公益”的利与弊
方军在《“运动式公益”的利与弊》一文里写到：所有“运动式”方式，都有其相应的弊病。以企业为例，如果主要通过“运动式公益”回馈社会，那么弊病至少有三：第一，会把公益资金压在这种方式上，导致在日常难有足够资金投入，与运动式公益而来的攀比效应，会进一步压榨资金；第二，无法形成有序的企业公益方式，不能明确公益目标，不能形成公益管理结构，不能在公益中发挥企业自身优势；第三，某些企业常以这种聚光灯下的大金额捐助博取名声，从而掩盖经营中存在的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即便没有这种掩盖行为，把大金额捐助和公司形象挂钩，对整个商业社会来说也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象。
心目影院两周年庆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所有的人平等的享受生活。
两百米的路，在常人眼里是段短短的距离，为了真切体验盲人的生活状态，《心目影院》的主讲人王伟力曾蒙上双眼，用很长时间磕磕绊绊地走完了全程；两周岁的《心目影院》，在繁花似锦的广播舞台上只是一朵稚嫩的小花，却在众多护花人的悉心照料下绽放得格外艳丽。
5月10日，北京电台新闻频道《心目影院》栏目开播两周年庆在位于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的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所在地隆重举行。近百名盲人朋友与红丹丹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到场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电影《暖春》的导演乌兰塔娜女士、毛主席首席乐手任士荣、总政歌舞团歌唱家黄倩夫妇等嘉宾的莅临更是为整个会场带来了点点星光。
作为创办者，郑晓洁、王伟力夫妇亲历了红丹丹与心目影院这几年来的风雨兼程。自2003年7月创办之初，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就以“为有志视障青年提供个性化发展专业培训；为社会视障人群体提供创新文化产品服务”为自身使命，尽其所能为残疾人朋友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多年来，在红丹丹开展的各种活动中，直接受益者累计10,000人次，间接受益者数1,000,000万人次。
与会发言中，晓洁、大伟夫妇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所有的人平等的享受生活。心目影院能有今天，得益于许多人默默的贡献。”大伟老师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他对于社会上所有关注心目影院的好心人由衷的谢意。而接下来，晓洁老师的发言更是揭开了许久以来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在《心目影院》刚刚起步的日子，与首都新闻广播的合作一度因为经费问题进入僵局，晓洁和她的同事曾鑫奔波于众多企业之间寻找资金支持却一无所获。此时，是拜尔公司首先伸出了援手，爽快的拿出资金，将这项险些夭折的事业支撑下来。在得到好消息的那一刻，晓洁与曾鑫相视而笑。旁人并不知道，这样的笑容背后是红丹丹孤注一掷争取来的胜利。
在聆听了两位创办人以及众多志愿者对“自己与红丹丹结缘”的讲述后，盲人朋友与志愿者者们还分别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庆祝现场
志愿者为盲人朋友分蛋糕
<背景>
2006年5月21日，在拜耳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心目影院》广播版正式在北京新闻广播开播，并由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苏京平老师担任主持。至2008年5月，节目已播出100期，收听覆盖人数近七十五万人。在广播版的促进下，《心目影院》现场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入荼，参与的盲人朋友达3356人次，志愿者768人次，开展讲电影活动108期；开展为盲人讲电影培训班9期，共计214人了解了为盲人讲电影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心目影院》还先后在天津、石家庄举行多场为盲人讲电影活动，参与听电影的盲人朋友达200多人。
慈善组织运用新技术的伯恩霍尔兹法则
Lucy Bernholz在《慈善组织运用新技术的伯恩霍尔兹法则》中说到：慈善组织运用新技术的速度和周期往往遵照一个基本可预测的模式，而和技术无关。
胡新宇：意识唤醒远比修砖砌瓦更重要
更多时候，我们做的是唤醒意识的工作，让大家以自己的力量和手段去实现保护，这就等于先在大家心里种下种子，等种子成长为一棵树，通过公众自身的机遇实现
时近四月，位于北京朝阳区戏楼胡同的一处院落仍是一副松柏翳然的清幽景致，许多文物保护单位的进驻为这里平添了几许知性。彼时，我们缓步至此，为的是去寻访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下简称CHP）的踪迹。
在见到CHP执行主任胡新宇之前，我曾暗自揣度，将这里选做办公地点的人，恐怕当以“闲云野鹤”四字形容最妙了，及至见面之后，才发现胡主任之儒雅、之严谨，并不同于原来的想象。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决不像有些人误解的，是一群仅仅怀揣着“大理想”的热血青年造起的空中楼阁。
公益，从信仰到实践
与CHP有过合作经历的一位NPPCN志愿者曾在的日志上记录下了胡新宇对于国内NPO组织者面临尴尬的描述：现在，多数NPO组织者和志愿者还处在以信仰为驱动力从事公益的阶段，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往往让他们显得“忧国忧民”，然而仅有远大的目标显然不够，如何将热情转化为实干经验是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同其他NPO人一样，胡新宇也曾有过对公益的最初困惑期，“做NPO最难兼顾的就是公平与效率。与企业以营利为最终目标不同，我们作为一个2003年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需要承受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要找到真正高效的与社会各方沟通的可操作手段其实很难”。
实际上，胡新宇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NPO团队真实的苦衷。仅凭信仰做事是远远不够的，探寻从理想到达实践的渠道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夹板气”状况同样明显，比如针对古建，一些人反对大量拆除的老建筑群，责怪文保组织调停不利，而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文保组织简直是多管闲事。这些矛盾如何调解？什么该拆，什么又该保护？在几年的摸索中，CHP找到了一个中正的立场，那就是以法说话。首先，他们设定了自己的纲线，并体现在logo当中，“我们的logo中外廓是方形的，代表以法律为准绳，在与别人协调保护问题、甚至是产生争议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到有理有据，不会失去最终的底线；再看里面的内廓，圆形代表工作的灵活性，我们开展工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讲座，可以是媒体传播，也可以通过街道……”胡新宇为我们深入浅出的讲解着执行原则，而当我问到现在的法律是否已经细化到了可明确判断老建筑存废的层面时他说，“已经明确了。但是要想让公众人手一册法案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让大家明确文物保护的底线。其实你的困惑很有代表性，你对法律这个指标还没有明确，这也说明我们的普及工作任重道远！”
意识唤醒远比修砖砌瓦更重要
对于机构功能，CHP自己有着这样的描述：第一，资料的搜集整理，“比如我们可以在网上或线下分享学术论文和书籍”胡新宇表示，“我们这里还有个小型图书馆，里面收藏了许多各地捐赠的藏书”；第二，宣传教育，通过论坛、培训、讲座的方式实现；第三，能力建设；第四，策划一些具体解决方案；第五，是有针对性的选取某些问题进行解决。可以看出，这五项功能构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行业链条，从思想、操作层面对“保护”概念进行了整合。
“当然，我们的机构是做的是‘软件’，而非‘硬件维修’（虽然不排除以后向那个方向发展），现阶段我们真正的任务是让公众理解文物保护是什么，怎么保护，这样做的意义远胜于以个人的力量每天拿着工具修砖砌瓦。”当被问及CHP是否真正组织过修缮工作时，胡新宇强调，“更多时候，我们做的是唤醒意识的工作，让大家以自己的力量和手段去实现保护，这就等于先在大家心里种下种子，等种子成长为一棵树，通过公众自身的机遇实现。”
谈到此处，我不禁为CHP所涵盖项目的实施效果担心，因为绩效也是草根公益组织的软肋，很多组织工作做了不少，资金也投入了很多，可却收效甚微，原因多半是合力不够，需要救助的事情太多，分散了注意力。针对这点，胡新宇表示他们已经将项目的连结形成了一个系统，“现在我们的项目大多数在北京展开，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最值得保护，古建多，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工作起到示范作用。当然，一个项目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就像中药用药不可能只用一味，我们需要的是全面推进。比如‘老北京之友’这个项目就是一味药，它以入户调研方式进行了前期数据储备，比如我们会对比05年和07年北京城区中胡同消失状况，不要以为这是多此一举，我们的‘媒体培训’项目用到的很多资料就是‘老北京之友’搜集到的数据，这种媒体沙龙，一月份搞了，现在正在搞，以后争取两个月搞一次，邀请的媒体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中国国家地理等等，帮助从业人员了解，进而渗透到他们的读者群。”
据介绍，另外两项保护北京老民居的项目分别是“北京传统四合院修缮培训”和通过对胡同里口述历史居民免费提供老北京地图与路牌形式展开的“文化小径”项目。谈起“四合院修缮培训”项目，胡新宇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如果城区人口太过密集，我们的首要问题就是先疏散人口，业内有句话‘温饱实现不了，文保就实现不了’。我们只能先选取这样的人群，人均住宅面积在10平米以上的，有条件、有意愿修缮自家院落的胡同居民，我们去帮助他，了解他的需求，提供给他们这方面的技术能力和意识，告诉他们胡同建筑如果丢失了历史感，房子只能贬值，不会增值，要想真正让它增值你需要怎么做。我们看过很多人的装修模式，从外面看很漂亮的一个院落，仔细一看很多地方有问题，从砖到木工到地板墙壁到处都有，不防水不节能，历史感也遭到了破坏，很可惜。我们做四合院修缮培训就是要把文保的思想融入到具体行动中去。”
除了上述四个有关老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之外，CHP已经完成了其“傣族文化记录项目”的第一期，并且正在编印一本介绍傣族文化的书，具体内容为傣族村落的口述历史以及各方面的人文情况。
当我问起如何向社会发出更有力的声音时，胡新宇坦言，“如果你还没有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只能说明我们的力度还不够，工作没做到位。这方面，我们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助，包括大批志愿者的加入。”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文保之路，方兴未艾。
参考网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