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璇：中国动漫 发展NGO比禁播令更重要
罗璇在《中国动漫 发展NGO比禁播令更重要》中指出，“中国的行业协会在角色扮演上出现了相当大的定位偏差。大部分动漫行业协会难以保持其“非政府性”，甚至基本处于‘二政府’状态，根本无法体现完全针对企业主体的服务价值，直接导致公信力不足。企业认同度无法提高，行业协会便形同虚设。”而对此，“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贾西津认为，在中国的行业协会产生模式中，“中间模式”最为适合国情，即行业协会的组建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也并不完全自发，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激发民间组建行业协会的热情，由企业自主组建，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
尊重的支点——访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
也许是以往社会偏见的积累使残疾人的内心脆弱不堪，他们担心失去尊严，紧紧的抱拢双臂抵御不公正对待，待到世界对他们敞开了心扉，他们已经忘记应该如何做出自由伸展姿势了。一味的追求尊重，殊不知尊严并不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便唾手可得的，而是在别人对你人格的首肯。在这方面，一些人需要我们多给予一点关怀，教会他们获得尊敬，而不是乞得尊严。
周六上午，心目影院照例新朋旧友盈门，除了四九城里赶来听讲电影的盲人朋友，其余的便是不少慕名而来的媒体。强势的新闻媒体如央视、搜狐者，气魄自不必说，大队人马浩荡开来，各自排摆开摄影摄像的家当，把个小四合院填得满满当当。这期的电影主讲是一位央视著名主持人，虽然名嘴早就表示，只是想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尽一份微薄之力，然而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也就难免被前呼后拥了。
两年多来，这里每周总会有这样一个热闹的时段；迎来送往，似乎已经形成了这座小院吐纳的节律。待到过午，人潮渐渐散了，于是院子里又只剩下“常驻民”——红丹丹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独自捡拾那些没被带走的思绪和困惑。
对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妇的采访就是在这样一个午后开始的。作为记者，此前我也曾在参加心目影院两周年庆时与红丹丹的负责人晓洁老师有过一面之缘。我深切地记得那一次，当自己面对几位需要搀扶的盲人时，却因为心底的某种自私与怯懦，忽然丧失了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勇气。所以，当我有机会与王伟力和郑晓洁两位老师坐到了一起，最先摆上台面的问题就是：作为个体，公益人应该如何对待所谓的“弱势”的个体。
对于这个问题，大伟老师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关爱”。“关爱”，如此朴质，甚至平凡的词语是何以指导一系列志愿行为的呢？首先关爱说来容易，但行动时讲求的是一种方式方法，“俯视和仰视的尊重都不是真正的关爱。俯视的尊重，像对待孩子，给予弱势群体过度的保护，会让他们产生依赖或逆反，感到‘我受到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我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被这样对待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而仰视的尊重，对弱势群体做出的任何一小点成绩都视若珍宝，同样意味着我们还是没有摆正自身的心态，所以也不可取。重要的是平等关爱”，大伟老师如是说。
其实原来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国外学者分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该学者惊人的否定了所谓“父母和子女应该成为好朋友”的理论，理由是，子女与父母因为年龄、社会阅历等方面的差距，总会有出现思想上的隔阂，生硬的将养育关系转化为朋友关系无疑是矫枉过正的行为。我们都应该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一种保护，一种强大的力量和后盾。
当然，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与正常人之间不存在像“父母-子女”一样的法律上的依附关系，但上面的例子却足以让我们体会出角色定位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差距是不能被抹杀的。就像大伟老师所说，“要达到‘残健同行’的目标，就不能否认承认残健之间的差距。正视差距，而后尽量缩小差距，让彼此的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
无可否认的是，摆正志愿者作为普通健全人的心态，并不等于处理好了公益人与被扶助对象关系的全部。比如帮助盲人朋友“面对自己”，就是红丹丹面临的一个挑战。
一些时候，我们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真正处于一种所谓“囚徒之困”之中，一些被“弱势”的帮助对象从心理上拒绝承认他与正常人之间的距离，他们甚至听不得自强不息这个词，并且认为没有什么是正常人能做而他们不能做的事情；然而这种行为表象的背后却又隐藏着更糟糕的心态，那就是在认识到自己与常人的不同之后产生出的自怨自艾。对此，晓洁老师说，“盲人朋友有的时候意识不到红丹丹作为一个机构主体，本身存在着严谨的制度，即必须按照既定目标前行，不能为了某些特殊的个人改变它的初衷。比如，我们对盲人朋友进行的培训，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亦不能因为对象是残疾人就放松对他们的要求。而我们，借此契机，已经在尽力为残疾人朋友做好心理调试了。”说这番话时，晓洁老师的语气里不无一丝感慨，旁边的走过来的志愿者也无奈的补充道，“在心理辅导方面，红丹丹真的已经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付出了很多了……”
仅仅依靠红丹丹的一己之力去担负导师的责任显然不现实，那么作为一个社会人，如何沿着一条“残建同行”的道路走下去呢？
共同学习何为“相互尊重”、何为“尊严”，以及寻找尊重的支点尤为重要。自尊和虚荣显然不能混为一谈，过分的要强导致的结果也将是将自尊转化成了虚荣，这是每个社会人包括残障人士必须懂得的。
就拿红丹丹与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合作的话剧《盲人》，用爱盲论坛上题为《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呐喊》的文章中的话来概括，“以盲人的处境象征人类的生存境遇。剧作家、导演除了在戏里表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外，还特别表现了对盲人的关怀。这已不是一般的参与社会生活，而是参与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艺术生活了。”但为什么还是有盲人朋友会对这部剧产生“歧视盲人”的质疑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还有人没搞清楚什么是尊重，什么是歧视。
也许是以往社会偏见的积累使残疾人的内心脆弱不堪，他们担心失去尊严，紧紧的抱拢双臂抵御不公正对待，待到世界对他们敞开了心扉，他们已经忘记应该如何做出自由伸展姿势了。一味的追求尊重，殊不知尊严并不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便唾手可得的，而是在别人对你人格的首肯。在这方面，一些人需要我们多给予一点关怀，教会他们获得尊敬，而不是乞得尊严。
坦白地说，盲人群体内部有一些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由意见分歧舆论偏差也就时有发生。不过，对于群体的控制来说，从正面对这些意见领袖做好工作，也不失为盲人群体“自助”过程中的一个实施办法。
从更高的媒体层面看，残疾人要求自尊与尊严，那么我们的媒体是否已经尽到告知他们何为自尊、何为尊严的义务了呢？没有。虽然已经多次接受过央视采访，大伟老师谈到与媒体沟通，仍然表现出了接受一些深度访谈类节目邀请的愿望。让大众了解到公益领域内部的行业隐忧，并得到支持，这远非是单纯机械的重复介绍公益组织成长史能办到的。呼吁社会对特殊人群的心理关注是大伟的构想，也是公益人必须拥有的心态。
做公益难，与弱势群体打交道更要谨慎，防止一言不慎，背负上“歧视残疾人”的恶名，更难。而在这种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坚持中正的立场，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在公益之路上，那就是难上加难！正因如此，媒体需要给予公益组织更多关注。在这个充斥着“娱乐精神”的社会里，我们能不能不浮躁？能不能静下心来真正为盲人做点什么？这是不但是公益人更是媒体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纵览整个NG(P)O行业，有很多机构都与自己的被救助者建立了良好的平等互敬关系——也有少数机构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将“助”转变成了“扰”，破坏了被救助群体原有的秩序，虽是无意为之，却也值得警醒。
可以肯定，无论是物质上的给予，还是精神上的帮助，都应该建立在维护尊严的基础之上。把自己的猜想强加于人，凭空构建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形式，以“我”的认识强加于他人，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这种表现的出现也预示着双方沟通渠道的失灵。
尊重的支点在于真诚沟通，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
通州关爱中心：恒久爱心梦铸造五彩世界
编者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正如通州关爱中心的孩子们，正如他们共同的妈妈——常梦。
5月10号，预报有雨，但当五点钟的阳关铺满整个卧室的时候，真实让人感到眩晕。20多天的等待，那些起初所想的刁钻的、理性的、深入的问题或是已忘记，或是被否定。
见到梁玉清和她所提的几公斤重的《读者》后，我才深刻的理解到“公益只在举手投足之间”，男生终究不如女生细心。韩金萍一到车站就问我，准备好了吧。我支支吾吾，底气不足。
地铁向着通州方向驰去，时光开始倒流，“现代”文明逐渐远去，关于通州关爱的中心的雏形却开始变的清晰起来。这是一段漫长的旅行，我们甚至找不到要走的路，要做的车。和以往采访过的组织一样，民间公益似乎总是存在于一个偏远的空间，一如美景总在险峰。
乘一辆拥挤的颠簸车坐到绝望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再去在乎沿途的风景，而是急切的想知道目的地到底在哪里。终于，楼房变成了平房，人烟渐渐的稀少，马路窄而不整，内军庄到了。车声远去之后，周围静谧的让人忧心，几乎找不到可以问路的人，以至于南辕北辙浑然不觉。
折回一段土路，通州关爱中心便在眼前了。几近疲惫的我望着眼前的大门，又开始幻想门后的世界以及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直面那些孩子的生命之重。一张微笑着的脸从门缝里伸了出来，“找常梦主任”，他笑着，这个看起来有30来岁的男人，用最淳朴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常梦的办公室。
这就是我将要采访的对象——常梦，一个散文味特浓的名字。职务：通州关爱中心主任。荣誉：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用开朗和豁达，风雨兼程走了23年的公益之路。
常梦一边整理档案，一边招呼我们帮她看看电脑和打印机怎么连上。韩金萍对我说，你们和常梦聊吧，她一直等着你们呢。兴许是路途的遥远让人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又或者是眼前的一切与之前想的毫无关联，我和梁玉清都愣在哪里。与常梦的风风火火相比，我们多少显得有些怯场。于是，常梦决定安排她的“小秘书”梦雁作为我们的导游，带领我们完整的参观一遍这个面积广大，视野开阔的关爱中心。
梦雁是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小学三年级，全身上下充满着一股机灵劲，关于她的故事有过很多的报道，这个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女孩现在看起来很健康，并由常梦为她起了这个同样散文味浓厚的名字。她愉快的带着我们参观了会议室并讲解了墙上所陈列的照片，去了餐厅、洗衣房以及孩子们和老师们的宿舍，对于任何的细节问题她都如数家珍。
因为是周六，有些孩子被接回了家。但留下的几个，依然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中心耗费心血致力于做的事情。孩子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一个多动症男孩子（不仅如此）只要看到了看着他，就会微笑着说，哥哥好，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握手；有一个自闭症的大男孩，始终趴在桌子上微笑着，他背乘法口诀得了一百分，我们随机问他，他都答的上；还有一个一直在笑，不停的笑；还有智障的，不会说话的、残疾的……这些孩子居住的环境不错，被褥都很干净，都有自己的柜子，最值得他们骄傲的是，他们拥有一个美丽的餐厅，阳光从玻璃天窗透射下来，温暖而明亮。
以前知道有针对自闭症的组织，比如星星雨；以前也知道针对智障的，比如惠灵；而且还知道残疾人是怎么回事。但让你一下子把他们集合在一个组织，并为他们积极奔走，创建一个舒适的甚至是与正常人同品质的生活，你所能做的就是从内心深处佩服常梦和她的同事们，不用太多的煽情和对困难的描述。
有幸在那座美丽的餐厅吃了顿免费的午餐：炒青菜（自己种的）、菜花炒肉。孩子们吃的很高兴，常梦把昨天为她留的两块肉，一块给了同事，另一块给了表现好的不会说话的小女孩，并让她叫妈妈，小女孩吱吱呀呀了半天，才模糊的喊了出来。常梦说，这叫正强化。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
吃完饭之后我们三个与孩子们玩起了足球，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而我的心理则显得十分复杂：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吗？以后的生活呢？这些非主流的边缘人群常梦又能将他们照顾到什么时候？一旦脱离这个温暖母体，他们将漂向何处？
“到我死了，两眼一闭就啥也不想了。只要我活着，就得是这命”，常梦依旧大大咧咧的说，“前两天，车到门口翻了，我当时就想，两眼一闭得了。可老天不让我放下这些孩子。至于以后的事，应该会有人接过我的班”
随着社会在某些层面的发展，公益动机已经不像前几年总是遭到一些质疑，现在的舆论环境好了很多。媒体关于常梦的报道都会讲到她投身公益的起因，常梦说，我以前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问题，我的朋友们都来安慰我，我度过了难关。后来，她们的生活也出现了问题，我理所当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她们。后来，做单亲母亲，再后来做有残疾孩子的单亲母亲，因为我觉得她们很苦，应该得到帮助。
常梦为我们澄清了网络上传言她是人大毕业的新闻，作为孩子们共同的妈妈，她说因为需要面对不同问题的孩子，而每一个都是专业问题，所以她去北师大学了心理学。又因为需要宣传关爱中心，获得社会的支持，她又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写作，现在还兼任一本杂子的撰稿人。为了更直观的展现关爱中心，并留下了一些记忆，她又去人民大学学了摄影。她说，她不会主动的去学习什么，她学的都是为孩子们、为中心服务的。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专家了，能够熟练使用专业的方法来使孩子们得到康复训练，有朝一日，她也会学习国外的做法，将这些方式方法进行摄影刻盘，以指导更多的组织、更多的家庭。
从踏入关爱中心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用眼睛搜索着这里的一切：与世隔绝却自成一个多元的和谐小世界；拥有着能给孩子们带来舒适生活的硬件设施和紧紧围绕在常梦及孩子们身边的无私的老师们。这已经是一个传奇，它们背后凝聚着常梦的心血。在如此偏远的地方，找到如此多的资源，常梦运营组织的能力毋庸置疑。她向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找桌子找窗帘，你得到大宾馆，他们都会定期处理一些不用的旧的东西，放在仓库占地方；要想得到社会的支持，你得有媒体平台，有了媒体平台你得有创意。
“10点30，韩金萍打来电话，说他们快到了。11点半，韩金萍、梁玉清、刘少峰来到中心。中午吃的是炒青菜、菜花炒肉。饭后给孩子们批改作业，陪孩子们玩……”常梦一直在用笔记着，她说，这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日志。她拿出制作精美的本子，里面每一页都有照片，都有来访者当日的详细记录。而另一本签到本上不仅留着来访者的名字、联系方式，还着意设有特长一栏。常梦说，每天都有人来，然后我们仔细的记录，这在国内其他组织是绝无仅有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我们需要某类人的帮助时，能够很快的找到，这是资源的累积，同时，我们不厌其烦详细的记录，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让大家看到我们清清白白做事。得知这些之后，我一度很难把这种细致的做法跟常梦的风风火火、大大咧咧联系在一起。
我们离开的时候，天赐（又是一个小说般的名字）正在记录着今天的一切，有一些不舍这个温馨的家以及这位伟大的母亲，还有这群孩子已经真实的闯入了我的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将时刻想起，在一个无比静谧的村子里，有一个人用爱心铸就了一个五彩的世界。
陆小娅：我为什么没有去北川中学
陆小娅在《我为什么没有去北川中学》一文中揭示了自己虽然一直关注着遭受重创的北川中学，但最终仍旧没有去的原因。她说：“北川中学每天都要接待许多的专家，记者来，要诉说悲情；医生来，要表达健康，心理学家来，要组织学生……太多的要求，使得忧伤变成了愤怒。”这显然违背了心理干预工作“需要在安全、信任、保密的氛围中进行”的原则，她呼吁，“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所有想参与灾后援助的人，包括志愿者都需要学习对生命有更多的尊重。”
政府对NGO要有开放心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贾西津，就灾难应对过程中政府与NGO之间的关系问题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做了如下阐述（详细内容请查阅《政府对NGO要有开放心态》一文）：
“这次尽管NGO的参与很广泛，但是在部门内部的协调以及NGO和政府的合作之间还是比较弱的。
（一是由于）NGO内部行动很散，很多组织到达一个地方，本身缺少一个部门的声音、部门的代言。比如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叫做代言组织或者网络结构。就是说NGO自己很有体系，尽管有成千上万的组织，但当他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要决策的时候，可以由一个机制协调起来，有一些代表NGO的声音，这样才能形成一个部门，才有可能更好地跟政府对话。
另一方面，政府现在在所有的预案和行动之中很少考虑到NGO的参与，考虑到的时候也更多是从人力的需求、资源的需求，而不是真正全面的组织的参与来考虑的。所以政府在它的行动中，可能只是在缺人手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给我100人？钱不够了，你们那是不是有1亿资金给我划过来？这种简单性的工作，很难调动NGO的参与。公民是希望在救灾过程中贡献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所长参与进来。所以政府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让NGO作为一个主体参与进来，这样才可能达成真正的合作。”
中欧NGO的异同
刘国选在其所写的《中欧NGO的异同》一文中分四个方面评述了中国与欧洲NGO之间的差异：“中欧NGO的服务领域上，中国目前NGO活动领域大大小于欧洲，欧洲的NGO组织以关注形而上的人类问题或政治权利问题为主，中国NGO目前则以关注扶贫济困等形而下的民生保障问题为主；在NGO组织的登记注册问题上，中国是重登记轻管理，欧洲则大多实行的是登记备案制；在筹款问题上，欧洲的NGO组织，尤其是作为弥补公共服务的NGO组织，获得政府资助是其资金主要来源之一，而中国NGO组织获得政府财政资金很少；在欧洲尽管该行业工作人员报酬比政府公务员和企业工作人员会略低，但由于其工作具有挑战性，能实现公民的个人抱负和追求，因此，能吸引很多知识层次高的人群加入，而中国NGO组织由于目前保障员工待遇报酬的法规不健全，收入分配和绩效考核体系大多还没有建立起来，行业收入远低于同级别的企业、政府人员待遇，因此不易于吸收优秀人才加盟。”
志愿的力量
翻译小组的方莉在其的组织翻译的《日本心理创伤压力学会资料》中对灾害的心理应对以及志愿者的工作做了系统阐述。本资料分“自然灾害急性期”、“自然灾害中晚期”两个阶段对灾后的心理修复进行讨论，并为读者列举了部分心理复健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