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用歌声为打工者呐喊
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身处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不再一味地接受精英文化的灌输，当他们喊出自己的苦与累、伤与悲，当他们团结起来展现无比坚韧的精神力量，整个社会都将为之震动：文化的传递将不再自上而下，而变成双向的互动。打工艺术团发展壮大的本身便是对社会偏见最强有力的反驳、对精英主义的挑战以及对打工者自身权益的保护。
有这样一个人，农民出身，上了大学，当了老师，却辞职去当流浪艺人；卖艺填饱不了肚子，他就去打工；偶然间他发现自己的歌声原来可以为身边的工友带来如此多的欢笑，于是下定决心不再孤军奋战，就这样，一个由农民工自发组成的文艺团体破茧而出。作为团长的他，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主流媒体的追踪、大专院校的欢迎，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带着他的团队，还有一把陪伴多年的吉他，走遍四方，为打工者歌唱，为他们呐喊，为他们争取权利和尊重。他叫孙恒，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农民工，而伴随他转战四方的团体就是如今响当当的“打工青年艺术团”。
唱出打工者的心声
打工青年艺术团2002年5月1日成立于北京，初始成员只有10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打工者。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地、工厂和小区为工友们演出，受到工友的热烈欢迎，很多人也因此成了艺术团的一员。除了现场表演，他们还出唱片，所有作品均属原创，目前已有两张专辑问世。随着队伍的壮大，他们成立了“工友之家”，为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询、文化教育、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的援助。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们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而就在今年5月，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农民工历史、生活以及贡献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也正式对公众开放。
如果说艺术团的成立纯属偶然，而它的茁壮成长却是必然。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给予所有劳动者以尊重与回报，而农民工尽管为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始终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不用说尊重，就连最基本的物质回报都难以得到保障。怎样让主流社会更加关注农民工的利益？让农民工自己有更强的维权意识并付诸合法的行动？怎样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考虑的问题。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立恰恰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我们希望通过歌声、通过文艺倡导全社会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孙恒如是说。“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艺术团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作品通常反映了打工者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他们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例如《打工子弟之歌》表达了打工子弟渴望获得平等机会的诉求；《团结一心讨工钱》则讲述了一群农民工艰辛的讨薪历程，折射出他们对种种社会不公的不满与无奈。
通过各种演出，打工者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并产生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与其用空洞的口号激发打工者团结的热情，不如借助轻松直观的文艺形式来凝聚力量。打工艺术团的出现，不但唱出了打工者的真实处境，喊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且给了他们一个增强主体意识、团结一致改变现状的平台。
打工者自己的歌
原创性与自发性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另一大特点。他们的作品均由打工者自己创作并演出。或许这些作品并不成熟，抑或艺术性不足，但它们质朴、真实、富有感染力。当艺术脱下华丽的外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和驱动力，推动社会的变迁。事实证明，打工青年艺术团表演的很多节目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其中包括众多的打工者和普通群众。
当前的演艺市场被商业化的演出团体所垄断，虽然偶尔闪现出一些反映百姓生活的优秀作品，但大部分节目都存在重娱乐轻思想、重理想轻现实的诟病，而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打工艺术团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块短板，让打工者有机会接触贴近自身处境的艺术作品。由于打工者成了创作的主体，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思想，而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身处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不再一味地接受精英文化的灌输，当他们喊出自己的苦与累、伤与悲，当他们团结起来展现无比坚韧的精神力量，整个社会都将为之震动：文化的传递将不再自上而下，而变成双向的互动。打工艺术团发展壮大的本身便是对社会偏见最强有力的反驳、对精英主义的挑战以及对打工者自身权益的保护。
打工者的自助与互助
在打工青年艺术团，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唱歌、跳舞、吟诗作赋、小品相声—大凡能见到的艺术形式都能够拿来被创作。作品征集、创作、筛选、修改、彩排、表演……打工者的作品虽然谈不上阳春白雪的风雅，但每一道程序都会经历同等严格的执行。然而，即使付出这般辛苦，却没有人索要回报。这就是艺术团的另一大特点—无偿。由于是公益演出，艺术团的经费相对比较紧张，据孙横介绍，目前所有费用大部分来自香港乐施会以及其它社会筹款。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打工青年艺术团实质上是打工者“接力式”的互帮互助。
当被问及农民工最需要什么的时候，孙横回答：“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包括就业、待遇保障工伤医疗保险、文化教育及子女就学等，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精神需求。尽管我们也有心理辅导，但我们认为歌声是填补心灵最好的良药。”据了解，艺术团每年会有40至50场次的演出活动，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本身流动性较大，艺术团的演出人员也相对不固定。但只要有演出，总能找到有才艺的农民工朋友。从此可以看出，打工者渴望交流，在愉悦他人的同时也获得了认可，获得了满足。而这样的情绪总能感染到身边的工友，渐渐地一个专属打工者的演出市场崭露雏形。
演艺原本是个商业气氛浓厚的市场，但在这里，商业法则不再适用，金钱不再是目的，演员卖力的表演和观众忘情的喝彩仅仅是他们内心的写照，不用灯光特效，不用浓妆艳抹，也不用矫揉造作。在打工艺术团，他们做到了用钱做不到的事—真诚相待、相互关爱。
正如他们的歌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所唱的：“我们手牵手，我们肩并肩，我们团结一心走向前……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打工青年艺术团，愿一路走好！
打工青年艺术团网站：http://www.dashengchang.org.cn/
名下：打造一个成功的ngo
“彩蝶计划”创始人名下在《打造一个成功的ngo》一文中记述了从2008年1月1日“彩蝶计划”启动至今自己从事公益项目的一些心得。“首先就是有个清晰的定位，在组织上下功夫。其次就是一定要将志愿者作为一个服务对象，不能够认为志愿者的贡献是理所当然的，要让志愿者清晰的知道他们的价值。然后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创意，一定要学会找个策划，要将活动策划的有亮点、有趣。再然后就是一定要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学会营销。相信所有愿意将公益或者说是帮助他人作为一种习惯的人，绝对不是为名利的。另外一个就是 要想做的有影响的公益组织，必须和政府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还有最后一条 就是，千万抛弃那种急功近利的公益。最后补充一条：公益组织要长期发展，要独立，不要将捐赠作为生命之源，要想办法看自己能否造血。”
通向公民社会之路——访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执行主任翟雁
由于中国社会在常态下缺失志愿文化建设和志愿者培养的“养兵”机制，在紧急的非常态下如何动员和“用兵”，而“用兵”效率如何保证就成了敏感问题。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公民社会”愿景，政府应该更多地通过中介机制管理社会。
在惠泽人志愿服务发展网上，有这样几条描述自身价值观的警句：“人人平等，尊重差异”、“潜能无限，助人自助”和“用生命影响生命”。细细品读这三句话，其间皆渗透着一种富于人文关怀及明确指向性的品格——人本。在这里，“人本”一词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观念：以人为主体，从对象的深层心理及工作层面的需求出发解决问题，以达到提升自身服务效率的目的。以人本为基准做事，这是我在此次走访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过程中体会最深的一点。
翟雁，一位很有亲和力的志愿者培训师，同时也是惠泽人的执行主任。采访中，她银铃般清脆的嗓音、清晰缜密的思路和长远的人本视角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惠泽人的整体工作方向很明确：首要任务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志愿服务培训体系，直白的说，就是针对NPO的成员、志愿者开展不同层面的业务培训。实际上，国内开展这种培训的NPO机构为数并不多，并且就已知情况看，基本没有学校开设过相应的“公民教育专业”课程，所以按翟雁的话说：“要教别人，先要教会自己，大家都是半路出家，都要摸着石头过河。”
2003年，惠泽人成立之初恰逢国内非典肆虐。当时，他们并没有选择像其他许多满怀热情的NPO人一样立刻投入到正面迎击疾病的志愿者行列当中，而是经过冷静思考，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志愿者培训以及对国内公益组织机制建设的研究。
尽管惠泽人在培训领域的开拓曾经因为多方面的压力而困难重重，但经过多方探索，加之一些有着优秀心理学、教育学及其它学科背景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惠泽人团队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开发出了一套由三个层面组成的较为完善的培训课程，这其中包括针对普通志愿者的“志愿服务理念与基本技能课程”、针对中层管理者和志愿者培训师的“志愿者管理和项目管理课程”、针对NPO高层领导者的“领导力和组织管理课程”。这三项课程环环相扣，使公益组织内部实现“闭路循环”成为可能。比如，接受志愿者管理课程培训的管理人员，可以以一种造血干细胞的模式影响和培训其他志愿者（现在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培训师已达200多人，他们大都来自各个高校和NPO团队）。
迄今为止，惠泽人已经确立了包括培训、机制建设、研究与倡导在内的三大职能。而他们针对自身工作重心的思考也愈发理性了。以此次5.12汶川地震中的表现为例，惠泽人之所以没有直接以行动冲向一线救援，而是将力量投入到了考察NPO赈灾中的能力需求层面，目的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能力建设团队的优势。“现在，灾后重建中缺少的是更加理性地进行赈灾工作监督和保持相对独立身份提出更多警示性建议的组织，NPO在紧急灾难面前如何能够充分其应有价值还有待于探讨”，翟雁如是说。
当笔者问及翟雁，看到大灾过后，许多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热情异常高涨，她对此持什么态度时，翟雁说，凡是都有两面性，灾难来临，它同时唤醒了部分人的公民意识，成为了爱心的驱动力，这些力量汇聚起来，以公益组织的形态呈现，只要它顺时应事，从整体层面看，这都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真正的可持续模式首先要有包容性，正视更多的NPO的存在，其中就包括关注弱势群体、边缘化的人、艾滋病、同性恋、残疾人、离婚者等等的社区；只有拥有了平台和渠道，公民的爱心才能有的放矢。另外，惠泽人本身就是基于志愿体系存在的，可以说没有志愿者就没有这个组织，所以现在的趋势对惠泽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
当然突如其来的公益热潮也会产生一些操作层面的弊端，单就组织自身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志愿者赈灾的激情也会不可避免的冷却，如何避免“泡沫”破裂，让公益精神具有可持续性，将成为许多公益组织面临的生存课题。“这时，惠泽人就有责任通过自身总结和学习他人经验，在研究和倡导领域发挥作用……”谈话中，笔者得知，赈灾对于志愿者的体力和精神承受力都是不小的考验，尤其是心理方面，出现情绪不稳定时，男性志愿者表现为容易爆发，而女性志愿者则所选择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调节和援助，这些我们通常难以虑及的层面，都属于惠泽人研究范畴。
由于中国社会在常态下缺失志愿文化建设和志愿者培养的“养兵”机制，在紧急的非常态下如何动员和“用兵”，而“用兵”效率如何保证就成了敏感问题。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公民社会”愿景，政府应该更多地通过中介机制管理社会，首先是企业，他们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而那些没有力量从盈利企业手中获取消费品的公众，就需要依靠公益组织以非营利模式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而政府，则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政府购买模式，达到企业部门与公益部门的协调，而非自己“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惠泽人在公益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类似于市场体制中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他们向最终消费品生产商提供原料，看似与大众的生活无关，实则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说，惠泽人也可称是公益组织中的“幕后英雄”。
现在，这位幕后英雄为自己制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以三年为一阶段的西V（即：西部志愿者）项目，如今第二阶段即将启动，其目的是帮助不发达地区的公民成立公益组织，为他们做好能力与人才储备提供可能；另一个五年期的跨五省贫困地区的扶贫志愿者项目，旨在通过志愿者传播志愿精神，点燃当地的NPO的星星之火，配合现有资源，把人力整合到基层的社区去。
采访结束后，已经将近下午六点了，顾不上吃饭的翟雁又要立刻赶往奥组委参加一个讨论惠泽人参与奥运会志愿者培训相关事宜的会议，忙碌和对事业的热爱已经成为了她的一种本能。也许正像她题为《用信仰之心做NPO》的文章中所说的那句话，“在正是我们的信仰或者价值观决定了我们是谁，激发了我们强烈的使命感。”
为什么要做NPO？答案是：信仰使然。
欢迎访问惠泽人网站：www.huizeren.org
李华：对探索NGO/NPO运营模式的独到见解
咨询顾问李华在《对探索NGO/NPO运营模式的独到见解》一文中对比了企业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差异，总结出如下结论：NGO/NPO不可能采取企业的薪酬和绩效管理模式，因此吸收优秀人才，应以选择富有社会公益心、对经济物质利益没有过高追求的、或有一定生活保障的人为主，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还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不能照搬企业的界限分明、负激励为主的绩效考核模式，需要营造一种大家庭的和谐氛围，运用精神引导的、褒奖为主的正激励的绩效考核模式。
价值实现与路径探索——访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
2008年1月中旬，在“好运北京”国际轮椅篮球邀请赛比赛现场，来自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暨1+1声音工作室（以下简称为一加一）的青风和李宁两位视障记者，引起媒体同行的高度关注。因为他们效力的工作室是全国首支从采访、编制到播出全部由视障者完成的广播节目制作团队，其常规节目已经与全国部分省市的60多家电台合作播出，广受听众好评。
该组织负责人高山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盲人以媒体人身份主动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并从自己的角度发出声音，这是残障人不断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尝试。作为一个主要由残障人士组成的NGO组织，一加一在关注社会动态、表达群体心声和社会企业运作等方面的探索，对业界同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实现价值：残障群体的心里诉求
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于2006年3月注册成立，它是一个由残障人士自发组建的民间公益组织，拥有12名全职人员，其中残障人9名。其成员大部分出生在“80后”，平均年龄不足30岁，全部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
由于其主要发起者的IT背景，一加一一直致力于依托音频节目制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各类型民间组织提供服务和宣传平台，以促进弱势群体特别是残障人士在职业技能、信息补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实践，最终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每一个个体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残障群体也一样。他们同样能做成让人震惊的事情，他们心里也渴望通过事实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帮助。”高山同时认为，一加一在传达信息、塑造理念方面的努力，是对“他助型”公益模式的有益补充。
在位于北京南城的工作室内，笔者看到齐备的第三代录音、制作系统正在紧张地安装调试中。工作人员介绍到：“我们制作的节目不仅能够服务于残障人士，也向社会表达了我们的心声。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这种服务形式体会到乐趣。所以，大家工作都很开心。” 该工作室目前已经推出的几类节目，包括面向视障群体的生活类资讯和娱乐内容，以及面向社会公众的残障意识倡导内容。
在选题会上，笔者看到各位主持人与编辑针对话题各抒己见、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在这儿，每个人都是制作人，每个人都是主持，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且被采纳。”年轻的节目主持人青风如是说。
1+1一家
社会企业：NGO的第三种选择
作为一加一重要组成部分，1+1声音工作室正在审慎地摸索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这意味着它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服务机构，也不是纯粹的企业，而是通过商业运作手法，获得一定的利润并用以奉献社会。“一提到NGO，人们就将它与‘盈利’绝缘，”高山认为，“这是片面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它如何盈利以及盈利的最终用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加一诸项目的开展，一方面体现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在残障人群中的应用，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实用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推动信息无障碍的推广和发展，唤醒残障人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意识。社会企业化的成功运作，将会在资金、技术、影响力等方面带来一定的推动力量。
目前，一加一的广播作品都是属纯公益性范畴，在电台亦是无偿播出。一批尚在策划中的具有娱乐价值的节目，则会尝试走市场化道路。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还处在筹划阶段，我们的项目开展需要依托来自各个方面的资助及技术支持。其中交集着多种因素，需要全盘考虑和稳步推进。”
和谐共生：NGO组织的路径分歧
2006年9月，在接受了多次审查和考核之后，1+1得到英国Big Lottery Fund基金会的认可后签下《接触中国》项目，并与英国BBC-World Service Trust基金会展开合作。经过多方努力，于2008年5月底完成了预期目标。
“在项目接手前后，来自个别NGO组织的不同的声音也随之产生。”高山说，“我们没有在公开场合进行反驳，没有直接回应，因为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需要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这是NGO路径分歧的必然产物。我们更大的挑战是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残障群体，脚踏实地提高自身的能力，创造真正属于我们的价值。”
事实上，这是NGO组织之间的隐性或显性分歧的一个缩影。尽管目前公益事业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NGO组织面临的软硬环境已有重大改观。但资金不足、话语弱势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是公益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除了理念层面的认同问题，对资源的直接竞争也可能导致NGO组织之间的不和。
对此，高山认为，“各个NGO都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和发展取向，相互尊重是首要的前提，要允许和容忍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当然，展开适当的专业领域的竞争，也有利于整个行业水平的提高。……我们期望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消除其中可能存在误会。”
多种可能： 1+1的无穷解
“１＋１的答案是无穷的，可能大于２，那是因为合作；也可能等于１，那是因为融合；还可能是１＋１＋１，那是因为延续和传递。只要不固执地认为１＋１＝２就好，就像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把残障人看成一个固定的概念。”被问及“1+1”这个名称的由来时，高山如是说。
一加一还很年轻，它享受着‘光荣与梦想’，也必然承受压力与挑战，——这与中国公益事业的整体状况相呼应。在通往发展与繁荣的道路上，公益组织必将经风沐雨，最终百花齐放。
链 接
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是由两名具有相同IT职业背景，不同人生经历的残障人于2006年3月发起并注册成立的，是残障人自行管理，并由多名残障人和健全人共同参与合作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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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盈一水间: 感谢“壹基金”的那个李连杰
网名“盈盈一水间”的sina博主在文章《感谢“壹基金”的那个李连杰》中写道“正如李连杰所强调，要把慈善事业当成一个上市公司来管理……我个人最欣赏的是“壹基金”“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理念。这使得慈善不分贫富，使其成为一种习惯。人人都是社会的股东，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受益者。这样，慈善就有了更稳固的根基，有了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