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娜：智障人士就业从改变观念开始
说到智障人士的就业状况，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水分。国家政策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但在实际操作的 层面残联也认同的事实是，几乎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接纳这些智障孩子，他们往往宁愿选择出钱、挂靠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指标。而孩子的家长也在竭尽全力的将孩子挂 靠在某个单位下面，以期获得福利，减轻家庭负担，减少意外的发生。这样做的后果则是剥夺了智障孩子融入社会的机会和他们应有的未来，以至于缺乏自我实现而 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对这些孩子是极为不公平的。
“核心问题在于外界对智障人士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生活难以自理、缺乏沟通能力、需要他人照顾这一层面上，更谈不上有企业愿意接纳他们了”。
一起欣赏富有北京特色的精彩演出(图）
大石作胡同31号
810路车从景山前街右拐至西板桥站，回退数十米，向西入陟山门街行至第二道岔路左拐，就进入了西邻北海公园、东接景山公园的大石作胡同。里面时不时有携家带口的游人穿梭。受残奥运感染的人力三轮车全都换上了崭新的深红色车棚。
31号是北京慧灵的所在的小四合院，古朴而精致。一位正在院内讨论事情的大哥显然是在等我们，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张巍，是个助残社工，孟维娜老师稍后就到。果真坐下没几分钟后孟老师便到了，她笑着说，“我没迟到吧”。紧接着一个智障朋友用托盘熟练的为我们端来了几杯清茶。
从19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教育智障儿童私立学校——广州至灵特殊学校到2000年四月正式注册北京慧灵，再到举世瞩目的2008，22年来孟维娜一直在积极引导大众正确的认识智障问题，孜孜不倦的为智障人士争取“平等机会、平等参与”的社会环境。挖掘智障人士潜力、实现智障人士的自我价值，促进智障人士持久就业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按比例就业难度大
NPOmedia：据您了解，我国的智障人士有多少，就业状况怎么样？
孟维娜：这个国家会有一些统计的数据可查。据保守估计，智障人士约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也就是1000多万。
说到智障人士的就业状况，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水分。国家政策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残联也认同的事实是，几乎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接纳这些智障孩子，他们往往宁愿选择出钱、挂靠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指标。而孩子的家长也在竭尽全力的将孩子挂靠在某个单位下面，以期获得福利，减轻家庭负担，减少意外的发生。
这样做的后果则是剥夺了智障孩子融入社会的机会和他们应有的未来，以至于缺乏自我实现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对这些孩子是极为不公平的。
促进就业从改变观念开始
NPOmedia：影响智障人士就业的根本因素有哪些？
孟维娜：政府方面对智障人士就业标准的制定上不够科学。它拿工业社会来套这一特殊群体，笼统的认为只有在工场劳动的智障人士才算就业。这就使得它在政策的制定以及资源的分配上倾向于民政部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并且往往用硬件的好坏来考量公益机构的能力。像慧灵这样的组织，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过政府的资助。令人尴尬的是，前几天非常高兴的收到政府的一个申请表，却在看到所要填的条目之后无从下手。而往往正是像慧灵这样的民间组织，在吸收和解决智障人士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改变对待残疾人就业的观念和定义，在分配资源的时候能向民间机构有一个倾斜。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家长对福利的热衷以及不愿面对事实，而忽视了孩子的正常需求。你看我们院里的孩子，在社区生活，他们很开心，他们有自己的表达开心的方式，他们能够通过做一些事情来达到自我实现。一旦家长或有些机构将他们禁闭或者“圈养”起来，剥夺他们的社会活动场所，势必会造成心理问题，而且他们的未来也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第三个因素是智障人士显著的差异性以及长期缺乏沟通，为社会偏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加上他们长期被隔离使得非智障人士无法获得关于这一群体的充分信息，人们缺乏对于这一群体的认知和了解，由此造成对智障人士的偏见。认为他们生活难以自理、缺乏沟通能力、需要他人照顾，所以就更谈不上有企业愿意接纳他们了。
开放社区，挖掘潜能
NPOmedia：慧灵在推进智障人士就业方面有那些心得呢？
孟维娜：首先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家长和社会能够正确的看待和尊重这一群体，重视他们作为人的实际需求，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具体执行上慧灵选择了区别于传统封闭模式的社区服务模式，为智障人士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正如你们看到的，这个四合院房租很高，但是这里功能齐全，有利于智障人士的成长。我们的学员，在这里学习英语，绘画，手工，做饭，端茶倒水、娱乐演出等等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的很高兴、很骄傲。
当然我们得想着他们的生计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机构所在的区位优势。比如北京慧灵和西安慧灵都选择了旅游的方式。我们特意选择这个胡同这个四合院，来培养我们的学员学习一些北京的特色，包括饮食、传统文化、娱乐等，用以开展“胡同游”项目，通过出售特色服务以及智障人士的艺术品来为他们取得持久的就业机会。从接待到演出我们都已非常的熟练，前几天我们还接待过几批客人，很热闹。
记者手记：因他们而感动
采访结束后，张巍带我们参观了绘画室，三原色手工艺制作坊以及办公的地方。那些出自智障孩子之手的五彩斑斓的画作、精美的手工艺品，让我们弗叹不如又感动不已。“这些画作和艺术品卖出去之后，我们都会将所得的一半返还给学员，让他们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喜悦。”张巍说。
北京慧灵网址：http://www.huiling.org.cn/
志愿者：为什么愿意无偿工作
俄罗斯记者格里戈里•塔拉谢维奇 然娜•莫斯克温娜撰写的一篇文章《志愿者：为什么愿意无偿工作》刊登在了9月17日的《参考消息》上，通过调查，作者了解到志愿者们参加志愿活动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有出于喜欢的、有为了漂亮的简历、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有人认为这样做可以让自己活的充实。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正是这些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们在无偿地教育孩子、清理河流湖泊、编撰网络百科，他们分文不取，甚至还有不少人经常为了获得无偿工作的机会倒贴钱。多亏了他们，我们的社会才变得更加充满温情、关爱和智慧。
NGO的品牌发展之道
杨为民在《NGO的品牌发展之道》中写道，NGO虽然在我国发展很快，却还处在“小而弱”的规模水平上。造成这种“小而弱”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政府对NGO注册与管理部门不统一的双重管理体制。但另一方面，也与我国NGO自身运作方式的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现行体制约的前提下，我国的NGO发展更需要去寻找品牌的力量——如果NGO能够很好的运作品牌，就可以提高知名度、获得公众认知和信任，才能更好发挥NGO的倡导作用、示范作用，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还可以有效地吸引各方面资金的注入，以解决NGO运营中普遍面临的最大困难；而且，一个有品牌的NGO还会充分的利用到社会的各种资源，如引起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宣传，赢得更高层面或者国际间的交流，等等。我们认为，品牌会给NGO的发展以巨大的力量。
罗浩：为什么NGO组织应该转向商业化运作
罗浩在他的博文《Why NGO should turn into a business》中写到：社会不能缺少正义的NGO，但是NGO想要长久运作，只能是商业化运作。他说，中国的很多NGO，平时不声不响，等资金短缺、需要帮助了，才出来大吼一声“捐助我吧”，完全没人理会；国外的NGO 正好相反，平时尽可能自我炒作，一般都有一个强大的部门负责媒体企业公关，平时就经常找机会上杂志封面，上电视台，搞采访，搞抗议，搞诉讼，搞的鸡飞狗跳，让所有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只要成名就必然会有粉丝，成名之后再开口要钱，自然有很多人乐意捐赠。人心就是如此，这在国内外都是一样的。再进一步来说，成功的NGO应该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文化符号，并迅速找到匹配这个符号的人群，达到高速扩张。一旦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像GreenPeace和Mozilla基金会那样的，光卖卖T恤衫就赚了好多钱。而那些除了一腔热情以外，没有任何资源和商业运作的计划，就建立一个NGO组织的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钱霄峰:再议NGO与媒体
钱霄峰在《再议NGO与媒体》中写道，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层次的图谱：同时兼有筹款、公众倡导和政策影响三重目标的机构在与媒体合作方面最为积极，投入的资源最多，通常有专业的团队来负责媒体工作。个别机构甚至将媒体策略放在机构发展策略的高度，而处在图谱的另一端的NGO组织，则采取对媒体极为冷淡的策略，基本上也没有投入任何资源在媒体工作上。而绝大多数的组织都散布在这个图谱的中间，因着需求以及客观条件的不同，对媒体采取不同程度的接触和合作策略……
黎光寿:公益，也是工作
黎光寿在《公益，也是工作》一文中写到，对于更多从事公益活动的人来说，奉献精神充其量只是其中一项条件，但更多的意义是，他们作为专业技能的拥有者，他们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理应获取相应的回报。这样的报酬也不应当低于同期其他行业工作者付出同样的劳动所获得。对于公益组织乃至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来说，只有善待从事公益工作的人以后，才能让这些为好心人提供专业服务的人们留下来，才能让公益组织乃至公益事业顺利地发展。
王忠平:npo到底缺什么
中国发展简报夏季刊登载了王忠平一篇题为《npo到底缺什么》的 文章。他在文中指出，经历了10多年的推动和发育，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中国草根组织依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蓬勃。原因何在？得从npo自身找。首先缺 钱是一个假象，相反那种让捐赠人放心的机构太少了。所以提升机构的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才是当务之急。而在能力建设方面，本土经验已经很充足了，但缺乏应 有的总结和提炼。在用人方面，npo职业化才是非营利组织的出路，而要专业化，职业教育则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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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益方式做公益媒体，以其对社会进步有所微薄助力。
观点速递
在人民网上月初发表的对北京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女士的访谈《廖晓义：环境质量就是国家尊严》中阐述了如下观点：“她（廖晓义）老说自己是个“东拉西扯，上蹿下跳”的人，因为，‘做NGO，必须有最草根的经验，又要努力推动政府的工作。’她说，NGO完全可以考虑用合作伙伴的方式，与政府共同推进环保事业。”
- #小容在《文摘：非营利机构需要进行专业化的筹资和品牌传播活动》一文中讲到：进行品牌建设是正常的事情，开展筹资活动是必需的事情。大陆的非营利机构在观念和运作上需要向国际的非营利机构看齐。当然，也需要有更多的专业服务人士投 身到非营利机构的传播实践中，只有品牌传播领域专业人才的介入才有可能提高大陆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水准。此外，传播和译介国际的非营利机构的实践案例也是从 非营利机构内部培养人才的好方法之一。
- #汤声闻在《公益组织要善待捐赠者》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媒体总是对企业和民众的捐助行为和多寡报以嘘声，搞排名，猜动机，这对捐赠人无疑是一种打击。为此，他说，我国的公益事业要开创一个好的局面，有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公益组织首先要善待我们的捐赠者。至于如何善待，一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捐赠者，二要特别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三是保证款物用的其所，四是要向捐赠者交代款物的用途和去向，五是对所有捐赠者一视同仁。
- #蔡天新在其博文《丹麦: 触目惊心的屠杀》中曝光了一组血淋淋的残杀海豚的照片，说的是丹麦属地法罗群岛上的渔民集体屠杀海豚，鲜血染红了整个海湾。作为欧盟成员国、文明发达国家的丹麦居然作出如此丑陋的行径，引起了欧洲人民尤其是动物保护组织的坚决反对。比利时作家Tomislav Dretar已经致函他认识的各国作家，并呼吁他们转贴这些照片，让全世界人们都看明白文明国家的不文明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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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宏武（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在《日本企业公益：中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指出中日两国企业社会贡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社会贡献的概念、动机、实践、管理、环境和绩效等方面。在上述方面，日本企业公益明显具有社会贡献的范畴更大、动机保守单纯、捐赠实践丰富、捐赠管理科学、捐赠环境好的特点。借鉴经验，钟宏武从政府、企业和公众、媒体几个方面给出了建议：政府方面，要明确定位，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专注于公益法律和制度建设，而不是直接影响企业公益决策。其次，要禁止公益摊派，规范劝募市场。再者，尽快出台NPO法，授予草根NPO合法地位，推动第三部门发展。此外，还要修改税法，使捐赠免税能落到实处并进一步深化公益统计体系和公益信息披露体系，使企业捐得明白，捐得放心；企业方面，首要的是转变公益理念，积极推动员工志愿者体系的发展；其次，提升公益捐赠的管理水平，吸引更多的雇员参与企业公益行为；再者，要借鉴日本的同行学习机制，与其他企业和NPO合作搞公益；公众、媒体方面，应该善待企业公益捐赠，给予更为宽松的环境，媒体应该正确的报道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应一味地对企业捐赠进行道德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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